大屠殺之後，中共佈下天羅地網，展開無孔不入的大搜捕，第一波是學生、工人、巿民，下一波可能是知識分子與記者，更下一波會是黨內全面大整肅嗎？
中共「舵手」鄧小平的「突然」露面，使大陸緊張的局勢趨於「緩和」。北京市民上周風傳三十八軍，要對屠殺北京大學生和無辜市民的二十七軍採取制裁的謠言也完全消失。一位北京知識分子說：「鄧小平的露面，使大陸民眾都鬆了一口氣。」
這種「鬆了一口氣」的心態，包括人們已不用再擔心軍隊與軍隊在北京城内的「混戰」，也包括了大陸今後在經濟改革、開放方面不會「倒退」。
1989年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之後，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解放軍戰車。（資料照，美聯社）
灰色恐怖充塞北京
但是，脆弱的大陸知識分子，他們心中又蒙上了一層「灰色的恐怖」。這種恐怖主要來自於「大屠殺」後的「大搜捕」。
自上周末開始，大陸的新聞媒體不斷刊載警方大肆拘捕所謂的「反革命暴徒」和創造「動亂」的組織者們。
六月十日星期六，北京的警察和戒嚴部隊就宣布，已抓獲四百多名「在反革命暴亂中參與打砸搶燒殺的暴徒」。北京「高自聯」常委兼秘書長郭海峯也被士兵抓獲。郭海峯是最早組織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舉行示威、遊行的學生領袖。在胡耀邦追悼會那天，他作為北京高校的三個代表之一，與當局談判未成，跪在人民大會堂東門的「國徽」下面，手捧大學生們的「請願布」。這一舉動曾引起在場的十萬大學生和數十萬巿民的極大憤慨，從此，學生與當局的「不解之寃」便結下了 。
郭海峯被逮捕，並通過新聞媒體宣布後，已顯示中共將對學運領袖「秋後算帳」序幕的正式揭開。
與此同時，上海警方逮捕了上海「工人糾察隊」和「上海工人自治聯合會」的九名領袖。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十名領導人也被警方拘捕。貴陽、長沙、西安等地的警方也大肆搜捕參加民主運動的人士。
學生、人民經歷了一場「大屠殺」之後，又要面臨一場「大搜捕」。（資料照，美聯社）
組織領袖皆被通緝
六月十二日，中共的「公安部」發出通告「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宣布：「取締一切煽動和製造社會動亂及反革命暴亂的非法組織」。北京市公安局也宣布了北京「高自聯」、「工自聯」為「非法組織」，各地的公安局也紛紛宣布當地的「高自聯」、「工自聯」等民運中產生的組織均為非法組織。
上海的「高自聯」在警方的壓力下「自行解散」，各地的「高自聯」總部均遭警方的突襲式的搜查。「高自聯」的領袖紛紛被捕或逃亡。
六月十二日可以說是大陸民運的另一個「災難的日子」。這一天，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通告，宣布「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和「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等組織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並要其「頭頭」去自首，否則「從嚴處置」。
特務手段對付百姓
這些「通告」、「通緝令」怎能不使曾參加過此次民運的北京市民感到害怕和不滿呢？要形容目前北京市民心態的詞大概只能說「敢怒不敢言」，甚至說「不敢怒，更不敢言」。
更令老百姓害怕的是，北京的「中央電視台」把外國電視採訪的一位市民談「六・四慘案」的錄影向全國播放。第二天（六月十一日），這位叫蕭斌的就在大連被警方拘捕，並通告全國。原先在大街小巷談論「六・四慘案」的北京市民已不敢在戸外議論當前政局了 。
這種用「特務」手段來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實在令人髮指。
中共先是以軍隊鎮壓造成了「六四慘案」，繼之以「特務」手段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資料照，新新聞）
更為可憎的是，六月十三日，「公安部」又轉發了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王丹等『高自聯』在逃頭頭和若干分子」共二十一人。他們是：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擎暾、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熊焱等。他們大多是大學一、二年級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一歲多。
在「通緝令」發布的第二天，熊焱就在火車上被逮捕，周鋒鎖被其姊姊、姊夫檢舉而被警察抓獲。第三天，熊煒在其母親陪同下到警察局「自首」。
六月十四日，北京的電視、電台及報紙又報導說：北京「工自聯」印刷廠被警方査獲、貴州「高自聯」、「貴陽沙龍聯誼會」、「貴陽工自聯」被警方宣布為「非法组織」，並下令這些組織「頭頭」去「自首」，否則「從嚴處置」。
被捕人數持續激增
南京「高自聯」領袖陳學東也於十三日被當地警察拘捕。他被指控「在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以後，陳學東仍然無視（南京）市政府發布的有關通告及公安機關的警告，竭力支持北京反革命暴亂……，以陳學東為首的『南京高自聯』衝擊鐵路、阻斷長江大橋交通」。
中共的「大搜捕」行動愈演愈烈。西安的七個民運組織的十四名「頭頭」、「骨幹」被迫到警察局去「投案自首」。
北京「工自聯」的三位領袖韓京方、賀力力、劉強等三人，無視北京市政府的通告，沒有去「投案」而於十三日被警方通緝。十五日，劉強就在内蒙古被當地警察逮捕。
在一周不到的時間裡，大陸各地警察至少逮捕了千名民運領袖、骨幹和「打砸搶燒殺」等「反革命暴徒」。
有消息說，這次中共「大搜捕」的範圍主要是「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學運領袖及犯有前科、在這次民運中又「打砸搶燒殺」的流氓分子。具體人數尚未最後證實。
一位示威民眾在人民大會堂西側朝人民解放軍比出勝利手勢。（資料照，美聯社）
中共各層官員一再強調「平息反革命暴亂已取得初步勝利」。這種「勝利」只是「初步」的。進一步「平息」大概就是這一周來的「大搜捕」行動。而要「徹底勝利」也許要等到把這次民運的支持者──大陸知識界和新聞界人士整肅以後才能宣布。
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各高校的知識分子和北京各大新聞機構，一而再、再而三地聲援大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早已激怒中共領導人。這些積極參與民運的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已被列人「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行列。
隨著「大搜捕」的全面展開，北京的一些知識分子和記者已轉入「地下」或逃到外地去「避風頭」。
北京表象上恢復平靜，但恐怖的氣氛愈來愈濃。（資料照，方仰忠攝）
著名作家、《光明日報》女記者戴晴已於六月四日宣布「退黨」。但她表示，她的這一行動尚未受到中共的「制裁」。不過，戴晴是中共元老、已故「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的養女。葉的兒子葉選平現任廣東省省長。相信中共不會對這位「特殊人物」有所行動。
戴晴曾是帶頭發動知識界簽名聲援學運的人士之一。如果中共不對這位「活躍的」知識分子和記者有所「制裁」的話，那麼對其他知識分子和記者就無法進行太嚴厲的「制裁」。
十年改革禍福未定
一般以為，中共對北京這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較強的知識界、新聞界人士，將會使用「反右」或「文革」的手段來整治。
各單位已開始「學習」鄧小平在九日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對於北京知識界和新聞界的人士來說，他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鄧小平「講話」的後半部分。鄧小平在「講話」的後半部分主要強調，大陸將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
一位「學習」了鄧小平「講話」全文後的知識分子以為，鄧小平說：這件壞事（指反革命暴亂）可能使我們改革開放進行得更穩、更好，甚至於更快。這表明了鄧小平仍決心繼續改革、開放的決心。
北京的一位記者指出，關鍵的問題是看誰來執行鄧小平確立的路線。圖為聆聽美方人員解說太空技術的鄧小平。（資料照，取自NASA@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另一位知識分子指出，鄧小平所說的「十年的改革最大的失誤是教育沒有抓好」。鄧小平這次解釋說，這個「教育」不是指大學教育，而是指中共沒有對人民，包括大學生進行「思想教育」。鄧小平反覆強調，這是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沒有很好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位知識分子說，鄧小平強調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政策沒有錯，這一點，令大陸知識分子感到一點欣慰。
不過，北京的一位記者指出，關鍵的問題是看誰來執行鄧小平確立的路線。這位頭腦冷靜的記者說，鄧小平是不會改變自己所建立的路線的。而中共元老派和年輕的保守派似乎總想否定改革十年來的成果。如果這批人權力過大，那麼大陸將進一步陷入政治與經濟的危機中去。
鄧小平是顆定心丸
自從鄧小平六月九日在電視上一露面，原先對李鵬政府表態並不積極的各省、市、自治區及中央各部、委、廳、局、辦都紛紛出來表態。這些爭先恐後的「表態」大多以支持鄧小平「講話」的方式來進行。
本周以來，各地黨、政、軍按照中央指示，「認真學習鄧小平同志的講話」。從北京的報紙、電視、廣播所報導各地的「學習情況」來看，下面普遍熱衷於談論鄧小平再次肯定的「四項原則」和「改革、開放」層面上。
看來，大陸民眾，包括各級政府官員和中共黨務人員，普遍擔心這次鎮壓民運後，中國在大陸將會出現經濟、政治上的大倒退。鄧小平的「講話」似乎是一顆「定心丸」，今後，大陸在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的局面不會有太大的變化。至少目前北京的知識分子是這麼認為的。
鄧小平的露面，使中國大陸民眾都鬆了一口氣。（資料照，方仰忠攝）
除了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政治局常委胡啓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等幾位中共高層領導人沒有露面外，以前一度盛傳與趙紫陽有牽聯的閻明復、秦基偉、洪學智、田紀雲等人也多次在傳媒中出現。這一跡象似乎表明，鄧小平並不準備處理太多的「改革派」。「改革派」雖然已有失勢之態，但「保守派」的「得勢」似乎並沒有人們想像得那麼厲害。
經濟改革政治保守
鄧小平要堅持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就必須使用「改革派」；同時，鄧小平為了加強政治統治，可以用「保守派」的力量來達到這一目的。
北京的分析家認為，鄧小平用武力開闢了一條「政治」與「經濟」分離的「雙軌制」。鄧似乎想使大陸經濟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政治體制仍固守四項基本原則。
在政治民主上，鄧小平是不願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他在九日的「講話」中強調，今後中國（大陸）將會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但不能走美國那種「三權鼎立」的政制道路。在經濟上，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哲學，仍會被大陸工、商企業界人士視為「最高指示」。
北京的分析家認為，鄧小平用武力開闢了一條「政治」與「經濟」分離的「雙軌制」。（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北京一位經濟記者在肯定上述觀點時說，今年以來，大陸經濟狀況一直不好，四、五兩月的民運，對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而「六四慘案」後，全國工人雖未大罷工，但怠工現象已普遍出現，下半年大陸經濟可能陷入更深的危機中。鄧小平一定會全力對付經濟問題，再搞一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似乎不太可能，否則，經濟的崩潰將會導致進一步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那個時候，工人就會起來鬧「工潮」，而這次鎮壓民主運動能夠這麼快實現，完全仰仗工人階級的「覺悟高」。一旦工人因生活所迫而掀起民主運動，中共的坦克就不一定能夠發揮這麼大的作用了 。
「六四慘案」這個創傷，除了烙印在中國大陸内部，也直接地影響到中共及香港、美國，甚至台海未來的關係。這些問題在「六四慘案」前，原本都可能是鄧小平的歷史勳績，但「六四」之後，中共與這三方面的關係都面臨重大考驗。
《新新聞》第119期，1989年6月19日出版。（取自《新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