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北京大屠殺會不會引發全面性內戰的危機，已經是全球關注的焦點，與二十二年前的「武漢兵變」相比較，軍方對兩次學運的態度是迥然不同的，而鄧小平在兩次事件中均佔有關鍵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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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二十七軍強行開進北京城，血洗天安門後，北京軍區戰雲密布，各方大軍集結在北京城外，同情學運的三十八軍已與二十七軍發生武裝衝突，全面内戰已瀕於爆發的邊缘，幾乎可說是一觸即發。
北京屠殺內戰危機
事實上，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以來，這次北京大屠殺已是第二次全面内戰的危機，上一次是在二十二年以前，那時候正是「文革」最混亂的時期，結果爆發了「武漢兵變」，當時全中國大陸出現全面内戰的局面，那麼目前北京軍區是否可能重蹈當年武漢軍區的覆轍呢？
一九六六年「文革」戰火爆發後，毛澤東挑起的紅衛兵運動，即以一發不可收拾之勢席捲全中國大陸，毛根本無法控制整個運動的演變與發展，結果導致軍隊捲入「文革」的紛爭中。
當初，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地方黨政機構不論是當權派或者是造反派，均利用紅衛兵作為打擊政敵的工具，而當地駐軍不論是支持哪一派，勢必激起另一派的不滿，而造成紅衛兵衝擊軍隊的事件。所以，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間下令林彪通令全軍介入「文革」，「支持左派」，這就是共軍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背景。
支左之前鬥爭激化
在毛澤東下令軍隊「支左」前，軍内的派系鬥爭也已開始激化。早在一月間的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幾位老帥即針對林彪在軍中搞「大民主」的手法，而與林彪發生針鋒相對的衝突。接著在二月十三日及十六日這兩天，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政治局碰頭會上，整個衝突趨於白熱化。
當時在周恩來主持的會議上，譚震林聯合了四位老帥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再加上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等人，大罵「文革」，而與「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謝富治、張春橋等人發生了尖銳的鬥爭。其中爭執的問題之一就是軍隊問題，在會上，葉劍英質問張春橋：「能不要軍隊嗎？」而徐向前更是怒責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呢？……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人民的軍隊難道就叫你們幾個毁掉嗎？」
可是，毛澤東獲悉這批老帥大鬧懷仁堂後勃然大怒，在二月十九日晚，嚴厲批判了這批老幹部。當時，毛澤東揚言說：「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反對誰。你們可以叫王明來，叫張國燾來，我和林彪帶著葉群到南方去，把江青給你們留下，把中央文革的同志給你們留下，江青你們可以殺頭，康生你們可以充軍，都可以。」這就是所謂的「二月逆流」事件。
軍區立場左右為難
事後，這批老幹部曾遭「中央文革小組」多次的批鬥，結果譚震林遭到整肅，被打成「黑幹將」，其餘的老幹部則在周恩來力保下渡過政治難關。此後，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不只取代了政治局，而且也取代了中央書記處。 （相關報導： 歷史現場／新新聞直擊六四》歷史浩劫目擊證言之一：北京大屠殺 ｜ 更多文章 ）
問題是，從「支左」命令下達以來，地方軍區的立場也左右為難，到底哪一派是「左派」呢？用什麼標準來衡量「革命造反派」呢？尤其是當時中共高層派系鬥爭正日趨激烈化，地方軍區若貿然支持哪一派或鎮壓哪一派均可能肇致嚴重的後遺症，輕者丢官失職，重者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舉例來說，當時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武裝鎮壓當地所謂的「革命群眾」而遭整肅，被打成「一個混進黨内軍内的反革命分子」。「趙永夫事件」對地方將領而言，無疑是一個活生生的經驗與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