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許劍虹專欄：朱德可能登上密蘇里號受降嗎？

 如今抗戰勝利已經超過81年，筆者寫了不少文章探討國軍對日作戰的戰役以及戰時的美中同盟關係，最讓許多讀者感到爭議的就是我不只一次提到了由朱德代表中國登上戰艦密蘇里號（USS Missouri, BB-63）接受日本投降的可能性。大家都認定二戰期間唯一獲得同盟國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就是重慶的國民政府，除非蔣中正親自指派，否則身為8路軍總司令的朱德怎麼可能代表中國出席盟國舉辦的對日受降儀式？

歷史上代表中華民國登上密蘇里號受降的，確實是由蔣中正指派的軍令部長徐永昌將軍，但這並不表示朱德就不曾有過取而代之的意思，更不表示盟國對於由蔣中正指派中國受降代表到東京灣簽字一事毫無異議。事實上直到裕仁天皇宣佈接受《波茨坦宣言》以前，日本在外交上可從不承認重慶的國民政府是自己的對手，更不具備在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合法性。

美軍向廣島與長崎投下原子彈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確保日本能與美國同步認知到蔣中正的重慶國民政府而非汪精衛的南京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權，確保日軍大本營命令支那派遣軍向蔣中正而非毛澤東的代表投降。從英國與蘇聯的角度出發，安排徐永昌上密蘇里號戰艦接受日本代表投降完全是來自於美國的一己之私，決不代表重慶國民政府在實力上與道義上能代表過去八年或者14年來遭受日本侵略屠殺的中國軍民。

更何況美國本身對於蔣中正有沒有資格代表中國受降，或者全面壟斷中國受降的權力這件事情，內部也不是沒有爭論。以魏德邁、尼米茲還有麥克阿瑟為代表的軍方確實說服了杜魯門總統相信蔣中正對美國的戰略地位不可取代，不僅要動用支持蔣中正在國際上以及中國戰區的對日受降權，考量到中共抗戰末期已經全面擴張，美軍還必須要動用海空力量確保國軍能回到淪陷區站穩腳跟。

但還是有一批國務院「中國通」質疑國民政府的戰後治理能力，反而戰後中國必然是中國共產黨的天下，且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批中共領袖是民族主義者，必將在最後與蘇聯分道揚鑣。所以美國不應該押寶在腐敗無能的蔣中正身上，而是要趁還有機會的時候拉攏毛澤東成為戰後圍堵蘇聯的盟友，因此他們從這個角度出發反對美國給予蔣中正代表全中國接受日本投降的受降權。

撇開本來就是共產主義老大哥的蘇聯領袖史達林看老蔣不爽，暗中扶持外蒙古與新疆的獨立運動給重慶穿小鞋不說，二戰時的英國早就認定美國扶植中華民國成為「四強」的目的是要挑戰其殖民帝國。抗戰爆發以前，英國還可以透過支持兩廣的地方實力派牽制中央政府，可是兩廣的勢力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已大幅衰弱，促使英軍開始與在港九地區活動的中共游擊隊，也就是東江縱隊展開合作。 （相關報導： 點教育》 臺灣歷史課程「去中國化」的三個難題 ｜ 更多文章 ）

東江縱隊不僅能協助英國服務團（The British Army Aid Group）營救從港九集中營逃出的英國軍民，還能以「香港本土武裝」的身份成為大英國協的地下軍隊，牽制第7戰區國軍部隊趁亂搶佔香港的企圖心。到另外一個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馬來半島，英軍更是從「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角度出發武裝馬來亞共產黨的人民抗日軍，之所以不扶持支持國民黨的右派華人其中一大考量就是要抵制美國的反殖民政策。

而在歐洲戰場，英國特別行動處（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更是培訓各地的共產主義武裝抵抗納粹，其中巴爾幹半島最有代表性。尤其是在南斯拉夫，邱吉爾觀察到狄托（Josip Tito）領導的共產黨為南斯拉夫境內最強大的抵抗勢力後，為了爭取狄托在戰後脫離蘇聯控制，索性放棄了意識形態上與英國更為接近的保王黨游擊隊，轉而將一切的外交還有軍事援助轉移給了共產黨。

英國從馬來半島到巴爾幹半島的現實主義選項影響了美國駐華外交官，其中駐華代辦艾哲遜（George Atcheson, Jr.）就與謝偉思在1945年2月寫信給羅斯福總統，建議如果蔣中正抗拒在抗日方面同中共合作，華府應該於中國戰場上如法炮製英國在南斯拉夫的政策。即徹底切斷對重慶的外交和軍事援助，以延安為主要的援助目標，並進一步承認毛澤東為中國戰區最高統帥。

不僅是國務院官員，就連CIA的前身OSS部分駐華官員也從延安距離華北、滿洲國以及韓半島等日本「核心地帶」更為接近的考量主張對中共進行軍事援助。OSS官員主張同時向國共提供援助，較艾哲遜的主張更為保守，但仍被駐華大使赫爾利視為違反了美國以重慶為援助對象的政策向羅斯福總統告狀。最終在赫爾利與魏德邁的雙重壓制之下，推動毛澤東「狄托化」的政策沒能在日本投降前成功。

假若艾哲遜的建議在當時為華府高層採納，美國真的轉變外交政策全面承認延安進而拋棄重慶，甚至如同英國在巴爾幹半島上那樣以打擊軸心國的名義派機轟炸狄托的保皇黨敵人那樣動員第14航空軍把國軍當成「日偽軍」一起炸射，那中華民國大概不必等到1949年就垮台了。可二戰期間的美國在客觀上不具備轉向承認延安的客觀條件，沒有任何飛機具備從印度起飛，經由駝峰航線直接飛往陝北運送戰略物資的飛行航程。

反觀英國皇家空軍可以從被盟軍攻佔的義大利起飛，像狄托在亞得里亞海上的根據地維斯島補充人員物資，為共黨游擊隊傷員提供後送服務，甚至培訓南斯拉夫人民空軍。美國要為中共提供類似的服務，除非蘇聯撕毀與日本的中立條約重開大西北航線，否則根本不可能實現。且美國爭取中共的目標並非為了抗日，而是要中共脫離蘇聯，所以如果蘇聯介入反倒成了壞事。

所以戴維斯與謝偉思等親共外交官提出了另外一個比較現實的解方，那就是承認兩個中國，同時向重慶與延安提供援助，並且視雙方誰打日本更積極給更多物資。在這樣的情況下，戴維斯認為美國在日本投降後不該協助國軍返回淪陷區，至少不該協助國軍返回華北。北方交由延安受降，南方交由重慶受降，雙方都有資本和條件在戰後談判，建立一個符合美國利益的民主聯合政府。 （相關報導： 點教育》 臺灣歷史課程「去中國化」的三個難題 ｜ 更多文章 ）

而朱德也確實在日本投降之際也分別發表了《朱總司令命令岡村寧次投降》以及《中國解放區抗日軍朱總司令致美英蘇三國說帖》，他沒有自大到認為中共足以接收全中國境內的日軍投降，但卻表達了延安具有不輸重慶的對日受降權。至少那些被中共包圍的日軍，必須要向中共投降。如果在國內的受降是由國共雙方平等劃分，那麼在國際上的受降即有可能發展為重慶與延安共組代表團登上密蘇里號戰艦的模式。

類似的先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凡爾賽會議上就發生過，當時的中國代表團由北京和廣州南北雙方共同組成。1945年春季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大會，同樣有共產黨代表董必武參加宋子文帶領的中華民國代表團。從比較現實的角度來看，很有可能出現徐永昌與朱德共同登上密蘇里號受降的畫面，而不是朱德代表整個中國到東京灣接受日本投降，這是在蘇聯主導整個對日受降儀式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但考慮到中共此刻以遍地開花，如果日軍真的按照朱德建議向距離自己最近的中國軍隊投降，那麼包括北京、天津、濟南、青島、上海與南京的日軍只能投降共軍。支那派遣軍的司令部在南京，當時國軍中央軍主力遠在西南與華中，南京和上海外圍都是新4軍。身為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的岡村寧次若真的向朱德投降，實際上也等於全中國200萬日本軍民向中共繳械，最後由朱德登上密蘇里號的可能性還是遠高於徐永昌。

到底誰是打擊與牽制日軍的主力，沒有人能否定是國軍，然而國際政治從來不是看誰犧牲多付出大就能決定的，否則任何一個宅男都只要靠幫修電腦或者跑腿買飲料輕易追到校花。國際政治看的還是實力，國軍確實在抗戰末期損失慘重，但也因為損失慘重的關係根本不具備獨自反攻奪回失土的能力，只能由魏德邁將軍重新指揮訓練裝備的「阿爾發」部隊來完成。

然而美國所看的並不只是國軍或者美援國軍能否反攻淪陷區，還要觀察國民政府有沒有在戰後長久治理中國的能力，這點國民政府與國軍在「一號作戰」中的表現已經完全被證明了並不具有。無論主客觀原因為和，國軍付出多少犧牲或國民政府背後有多少苦衷，政治終究是現實的。美國觀察家注意到的是重慶方面早已民心盡失，官員腐敗，只能靠「抽壯丁」的方式來維持部隊最基本的戰力。

共軍並不具備擊敗日本的能力，給日軍造成的實際上害也遠不如國軍，但是共軍過去八年來都留在淪陷區，距離日軍地理位置較近，也給中國百姓留下了他們願意與民眾同甘共苦的形象。儘管勾結了日軍，同時又在美蘇兩強之間左右逢源，但投機取巧的背後代表的是中共比國府有更高的獨立性，更能滿足中國民眾對民族主義的渴望，若美國能得到這樣的政權支持，將更能維繫戰後東亞的秩序。

魏德邁、尼米茲與麥克阿瑟未必否定國務院「中國幫」對國府缺點的觀察，但他們顯然認知到中共對美國利益的威脅更大。他們不是認定中共是蘇聯在東亞的馬前卒，就是認定中共走上獨立自主以後也不會親美，必須要予以壓制。就算沒功勞也有苦勞，八年領導對日抗戰不曾投降妥協的蔣中正確實問題多多，但卻也是美國軍方公認當時唯一能支持的對象。 （相關報導： 點教育》 臺灣歷史課程「去中國化」的三個難題 ｜ 更多文章 ）

美國不僅出動了海空力量協助國軍運兵，還施壓日本大本營命令岡村寧次向蔣中正投降，為國民政府解除了一次危機。否則若100萬日軍投降加入共軍，換上解放軍的制服直接參加國共內戰，蔣中正對大陸的治理同樣無法撐到1949年。只能說抗日戰爭給國民政府帶來的消耗太大，外加戰爭久了以後官兵士氣低落，官員表現又不爭氣，民眾的離心離德不是光靠美國和日本幫忙就能打消的。

中共絕非抗戰的中流砥柱，但如果對於紅色的抗戰敘事，我們完全都用抗日神劇的角度去看也不盡公平。毛澤東能夠在抗戰勝利後四年就統一了除了台灣外的天下，肯定是因為他給了那個時代絕大多數中國人渴望而不可求的東西，而這樣的渴望絕對不是靠誰消滅或牽制日軍數量比較多就能滿足。到了1945年，所有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會被美國擊敗，到底哪一支中國軍事力量打日本比較多，對他們而言早就不重要了。

更何況朱德具有強大的人格魅力，包括美國左派女權鬥士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以及抗戰初期被羅斯福派到中國考察的陸戰隊軍官卡爾森（Evans Carlson）都為之著迷。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組織突擊隊（Raiders）在馬金島、瓜達康納爾、塔拉瓦以及塞班島戰鬥的卡爾森就一度期待某天陸戰隊能夠登陸中國戰場，與朱德領導的8路軍並肩作戰打回日本。

美國人如此，前國防部長，郝柏村院長的伯公郭寄嶠將軍也是如此。抗戰時他擔任陸軍第9軍軍長，曾與朱德在山西戰場上共同指揮國軍作戰，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一個統一在蔣中正領導下的中國，本身符合的只是美國的利益，蘇聯與英國自然更認為由朱德代表中國，或者至少由國共兩支抗日力量一起出席東京灣的受降更加合情合理。不過畢竟日本主要還是為美國打敗，麥克阿瑟將軍有更高的話語權，難以為蘇聯和英國所撼動。

麥克阿瑟、尼米茲與魏德邁決心力挺蔣中正，固然是念及了中美兩國的情義，但更重要的還是為了確保美國地緣戰略的利益。羅斯福在雅爾達會議上將大連與旅順都讓給蘇聯，美國海軍唯有控制住青島，並保留在台灣駐軍的能力方可監控蘇聯海軍的動態。為德邁更是顧慮到若中國大陸全面由共產黨控制，蘇聯不僅將控制韓半島，還會將勢力伸入中南半島，扶植胡志明領導的共產勢力壯大。

顯見蔣中正比毛澤東更能滿足當年美軍的地緣戰略需要，方能夠延續在大陸四年多的統治，否則如果美國真的效法英國在南斯拉夫的戰略，恐怕1945年在台北中山堂接受安藤利吉投降的會是陳毅而非陳儀。回顧1931年到1945年的那段歷史，蔣中正最厲害的地方恐怕不只是他堅決不投降的毅力，而是他總是有辦法穩住美國對自己的支持，否則恐怕就連台灣都保不住。 （相關報導： 點教育》 臺灣歷史課程「去中國化」的三個難題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