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在線》KPI的績效主義如何侵蝕臺灣的大學教育?

2019-01-08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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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當KPI以其無比膨脹的高姿態凌駕於所有大學學術活動之上時,我們早已忘了KPI原本用以輔助教學與研究的初衷。(資料照,蘇仲泓攝)

作者指出,當KPI以其無比膨脹的高姿態凌駕於所有大學學術活動之上時,我們早已忘了KPI原本用以輔助教學與研究的初衷。(資料照,蘇仲泓攝)

臺灣近二十年來,在教育部和科技部迷信「新管理主義」的迷思下,以競爭型獎補方式搭配各式績效評鑑,造成臺灣各大學校園原本多元、深邃的學術生命力,全面性的被量化數字和指標所扼殺,尤其是企業管理中常用的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簡稱KPI),更被廣泛地運用於大學評鑑與計畫執行之中,將大學裡的時間、空間、研究及教學活動等諸多不可共量、不可化約的異質面向,換算成等量齊觀且具有交換價值的數字和指標。再加上這兩部會的許多計畫之提出,常欠缺深思熟慮的規劃或忽視審議式民主的程序,缺乏永續性的政策總是如煙火一般,在煙花易冷之餘卻衍生許多非預期的後遺症。致使各大學基層的計畫執行者總是戲稱KPI為「加悲哀」的臺語諧音。

儘管人事不斷更迭、計畫不斷翻新,但績效主義的管理模式卻奇蹟似在臺灣教育官僚系統中根深蒂固,成為評量高等教育的核心信仰與唯一標準。從頂尖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典範科大計畫、科技部各項計畫,乃至校務、系所專業評鑑和內部教師評鑑等,大學校園和大學知識分子們一方面瘋狂地搶奪政府計畫,一方面窮於應付各類評鑑和訪視,造成的是整體高教盲目的過度動員,使得各類研究與教學逐步地變相淺碟化和速食化。

其實,這樣的大型計畫案與各大學動員執行的情景,其實我們並不陌生,畢竟這樣的循環,已經在臺灣高教體系裡跑了快二十年了。但是,本文所持的疑問是:經過近二十年來各種大規模教學計畫的執行之後,臺灣的高教現況究竟變得多「進步」或多「美好」了嗎?實際上臺灣目前的高教情狀,非但沒有因為這些大型計畫的執行而進步,相反地,現今的臺灣高等教育卻在執政者好大喜功急欲速效的心態下,逐漸侵蝕著臺灣百年來累積不易的學術基礎。

首先,我們來檢視一下以教學為主的競爭型獎補助(如教學卓越計畫),我們馬上可以發現:各大學為了搶奪計畫資源,在教育部所訂定的關鍵績效指標(KPI)指引下,紛紛打腫臉充胖子,寫出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的計畫,然後隨著計畫的通過,這些多如牛毛的KPI指標,開始成為校園內所有教職員生的惡夢。因為那些原本就是過度高估的KPI成效,勢必佔用教職員生極大體力與時間的血汗勞動,或是逼迫著教職員生為達成長官們交付的KPI任務而假造或誇大計畫的執行成果,甚至為了符合這些誇大不實的KPI指標而巧立名目核銷經費。最令人不齒的是,在這些大型教學計畫的背後,更涉及臺灣教育界學官兩棲所衍生盤根錯節的裙帶關係,以教育部或國立大學退休官員、教授豐沛的人脈關係,以球員兼裁判的姿態,打通申請計畫的大門,枉顧高等教育的理念,斬斷臺灣教育的未來命脈。

再者,我們從研究獎勵的層面來省思(例如頂尖大學計畫),如同國內學者周平教授在〈頂尖大學計畫勿成為血鑽石〉提及:姑且不論頂大計畫裡層出不窮的經費核銷弊端,也暫不談頂大計畫中對學術資源的分配不正義,就算這些大學的所有教授們真的卯起來拼研究、寫論文,也不過是使臺灣掉入後殖民的學術生產邊緣位置,一味附和西方I級期刊的學術評鑑體制,只是生產出大量沒有原創性、缺乏本土關聯性和沒有學術社群對話條件的期刊論文而已。更何況,這些學術型計畫所預設的績效主義,不僅讓學術研究速食化,而且還牽涉到學閥學術產製系統的龐大利益與權力傾壓。凡此種種,終於爆發了多個論文審查或內容作假並嚴重傷害學術誠信的醜聞。

鄒川雄老師與與周平老師用相聲的方式作見證(基督教論壇報∕洪錫隆主任提供)
國內學者周平教授在〈頂尖大學計畫勿成為血鑽石〉討論頂大計畫。圖右為周平。(資料照,洪錫隆主任提供)

歷數過去二十年來的諸多高教大型計畫的亂象,教育部在2017年4月14日公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草案中,似乎有了不一樣的改變契機。雖然這是臺灣繼「頂尖大學計畫」、「教學卓越計畫」、「教學資源中心」等大規模輔助大學計畫案以來,又一次的轉動全臺灣各大專院校神經的補助案,但重點是這次教育部三申五令地向各大學宣導:深耕計畫除少數必要成效採KPI評鑑外(例如修習程式設計課學生人數的達成率),其餘均不須再列KPI了。

但有趣的是,臺灣各大學在跑了近二十年的教育部大型計畫之後,似乎已經忘了如何在沒有KPI的指引之下撰寫和執行計畫了?因此,當2018年初公布獲深耕計畫補助的大學名單時,我們驚訝地發現各大專院校的計畫書內容幾乎如出一轍,且都自動列出各種KPI指標以供作未來訪視評鑑時的依據。也就是說,當教育部提出「高教深耕計畫」草案並給出一些具體方向和建議指標時,這就已經注定了大學端將選擇性地強調各大學的計畫內容會高度符合這些方向與指標,且各大學在近二十年來向教育部俯首稱臣的自我規訓與奴化之後,早已遺忘了高等教育最根本的主體性或各大學的自我定位特色了。於是一場看似要翻轉以往制式化計畫規格的「高教深耕計畫」,又再一次地淪為各大學搶奪經費資源的戰場。

由此看來,儘管前高教司長李彥儀一再強調:「高教深耕計畫是要讓學習主體回歸學生,鼓勵老師改變教學方式,重新點燃學生學習熱誠。」但是在各大學的計畫寫手眼中,恐怕只看到「創意」、「創新」、「創客」、「創生」和「創業」為句首的深耕策略和相應而生的KPI,其所著重的焦點是如何讓計畫書內容緊緊扣合著「落實教學創新」、「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和「善盡社會責任」等高教深耕計畫的四大目標,以博得教育部諸評審的青睞,提高獲獎補助的機會。但是我們不禁要問:對於教育現場中默默耕耘不問收穫的許多教師和職員而言,計畫通過之後的執行、經費核銷和結案報告,恐怕又是一場耗盡精力與血汗的夢幻泡影呢?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曾經在慕尼黑理工學院作過一場名為「技術的追問」的演講,他說:技術是一種解蔽的方式,它提供了人們達成某種目的的方法、手段或工具。但是他也預言:隨著現代技術的突飛猛進,未來將使得技術的此種解蔽方式,達到了空前未有的成就,最終反而會變成了一種集體的促逼壓力而不自知。哲人言猶在耳,時間流轉不過六十餘載,環視當代科學技術之發展,早已驗證了海德格所言非虛。

教育部和科技部以龐大的經費挹注,再以KPI評鑑指標為考核基準,作為左右臺灣學術發展的主軸,它本該是輔助臺灣學術發展的重要推手,但是如今我們看到的卻是隱含在一片榮景之下的危機。當KPI以其無比膨脹的高姿態凌駕於所有大學學術活動之上時,我們早已忘了KPI原本用以輔助教學與研究的初衷,也忽略了大學教育裡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學術發展理念,最後竟讓KPI成為操控臺灣所有大學教育的主人,並逐漸侵蝕著臺灣的學術根本而不自知。

或許我們該重新思考:當原本用以輔助學術的KPI成為了阻礙臺灣大學教育的障礙時,我們是否應返回最原初的教育與學術本質,讓人類的每一種科技、藝術、人文、社會等偉大的活動,均得以其自身最原初的面貌,進入美學意象的無蔽境界,相互交融於大學教育的殿堂裡?

而KPI,就讓它在這樣的無蔽境界裡消散於無形吧!

*本文原刊《通識在線》,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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