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鏡子的作用。即使是專制皇權時代的歷史，在民主時代興許也有某些鏡映的效果。
晉人皇甫謐撰〈高士傳〉，說秦末有隱士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甪里四人，因避秦亂而共入商雒，隱於地肺山，采芝充飢。四人皆年過八十，鬚眉皓白。秦敗，漢高祖聞而徵之，不至，深匿終南山。乃有一歌贊其高潔曰：「皇皇四老，同襟齊志。遠虞藍田，芝糧蘿被。弗鑿天真，重歸地肺。隆準膺圖，空勞聘幣。」世稱商山四皓。
司法遷的《史記》〈留侯世家〉中則加添了一截尾巴，記載了商山四皓拒絕出山之後又再出山的故事。漢高祖劉邦欲廢太子而改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問計於張良。張良說這不是爭口舌的事。高祖有老者四人不能羅致。四人皆因未受尊重，故而逃匿山中，不為漢臣。然高祖看重此四人。可以不惜金玉璧帛，由太子謙卑地用書信車駕，由能言的使者力請前來。來時奉為上賓，時時從太子入朝，讓父皇看到動問，必有助益。於是呂后依計由太子卑辭修書備具厚禮，迎四叟出山。
其後張良擔任太子少傅，劉邦因病情漸重而愈欲換太子，張良勸諫不聽。一日太子侍宴；四叟跟隨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劉邦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名姓。劉邦驚謂，朕邀你們幾年不來，怎麼今日跟隨我兒呢？四人都說：「您輕士善罵，我們不願受辱，才躲起來。聽說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人都欲效死，所以我們追隨他。」劉邦於是稱說麻煩各位長期輔佐太子。四人離開後，劉邦告訴戚夫人：「我想換太子，但有這四人輔助，羽翼已成，難以動彈。」太子終未換人，司馬遷以為原來是張良建議招此四人之力。當然，《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說「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商山四叟一段文字，不知有無「貶天子」之意？
宋代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之外，又作《通鑑考異》，對於司馬遷記載的商山四皓故事，不以為然。依其看法，漢高祖性格剛強高岸，不是害怕仕紳譏議的人；應該只是擔心大臣們不肯接受趙王，所以不為更換。如果他不顧義理，決意廢太子而立趙王如意，即便是張良如此長久的親信，也知道不是口舌所能爭，只憑商山四皓幾句話，怎能阻止呢？假使四叟真要阻止，高祖血刃為之也非難事，何至於委曲地說出「羽翼已成」而無計可施的話語？若是四叟真能抑制高祖使他不敢廢太子，那是張良為兒子立黨以制其父親，張良又豈肯如此？
司馬光以為，此截敍事過於誇大，不足採信。他遂直筆直書：「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今不取。」《資治通鑑》取捨史料的標準與《史記》不同，這是個明顯的例子。
《史記》故事中，看起來像是隱於巖穴之間的四位髦耋長者，竟然出山介入大位爭取，成為謀士張良的政治棋子；面對劉邦的詫異，又當面指責劉邦輕慢賢士，喜歡罵人，還說寧願跟從待人處世更為高明的太子，不啻聲言天子不如太子能得人心。他們看來並不高潔。妙的是司馬遷以爲劉邦屈服了，彷彿是懾於四叟代表足以左右天命的民意人心？如果《史記》這段故事還有令人不解之處，應是壞了商山四皓的歷史賢名，這可能就是《高士傳》未見引述《史記》故事的實際原因。很難相信，真正的高士會願意淌涉這樣的政治渾水？
到了民主時代，張良如果為人畫策以取大位，會不會想到請來商山四皓出山，用些金錢登個廣告昭告天下，左右今上思考元首之位的人選呢？設使劉邦答稱民主時代，元首大位不是可由任何人指定，而是依據選舉投票的民主程序產生，四叟出山算得上是代表民意對抗天心嗎？
當然，民主時代根本沒有商山四皓；但是，政治謀士與政治謀略，並不少見。
《史記》以為邀請商山四皓出山是成功的政治謀略，《通鑑考異》則認為此事在歷史上無關痛癢，根本不予置信。司馬遷說劉邦改變主意，「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司馬光則說：「以留侯之久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所能尼其事哉？」
司馬遷與司馬光，民主時代的歷史發展能夠證明，究竟誰更對嗎？ （相關報導： 3個月累積近159萬筆！蔡英文網路聲量起死回生 遠超韓國瑜、柯文哲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政治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