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介民專文(上):與缺乏安全感的強國為鄰

2018-10-10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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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導者極強的不安全感從何而來?(資料照,美聯社)

中國領導者極強的不安全感從何而來?(資料照,美聯社)

黎安友與施道安的名著《沒有安全感的強國》即將發行中文新版。此刻,全球在防範中國崛起,中國「銳實力」正引起全球警戒,美中貿易戰打得火熱,討論中國缺乏安全感,會不會不合時宜?而中國強力推動「一帶一路」;以強大購買力在全球進行採購、投資和擴張;針對台灣外交圍堵、侵門踏戶,這樣的強國怎麼會脆弱呢?這部討論中國對外關係的專著,針對中國決策者的心理,提供一個深刻的悖論:中國那些看起來是侵略性的行為,起因是為了追尋自身的安全。這本書詳細解釋為何中國一方面快速崛起,卻同時高度缺乏安全感。作者有力地闡釋了中國這樣一個表面上自信滿滿的「強國」,其實內在充滿著恐懼、矛盾與焦慮。

●中國為何沒有安全感?

1996年,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由全體國民選舉總統,中國政府發動飛彈軍演,試圖阻止大選。美國出動了兩個航母戰鬥群在台灣東部海域與解放軍對峙,戰爭一觸即發。為何中國對台灣直選總統反應如此激烈?因為這場選舉將落實台灣作為「主權在民的國家」。當時,中國剛脫離外匯短缺的窘境,所謂「中國崛起」仍在初始階段,但「中國因素」已經進入台灣的政治視野,只是當時尚未以此命名。黎安友當時即出版了《長城與空城計》(1997年),分析中國戰略處境的脆弱之處,正因為極度缺乏安全感,而使得北京非常擔心台灣變成永遠的圍堵中國的基地。

二十幾年來,世界局勢發生了重大變遷,中國國力大幅提升,累積超過三兆美元外匯(一度曾高達四兆餘元),執行了軍事現代化;北京奧運(2008年)的璀璨煙火宣告中國邁向「文明世界」;孔子學院遍布全球(僅在非洲就有數十所),中國資金遊走世界。「中國機會論」與「中國威脅論」牽引著全球政經菁英的神經。但是,黎安友與施道安卻主張:中國即使已成強權,依然欠缺安全感。這是《沒有安全感的強國》的核心命題,是否令人詫異?

其實,這種觀點並不特異。曾任美國副助理國務卿的謝淑麗(Susan Shirk)就曾用「脆弱的超級強權」來形容崛起中的中國:中國領導者有極為強烈的不安全感,這個國家越發達繁榮,中南海統治集團就越備感威脅。中國的不安全感從何而來?至少有三個重要層面。第一,國內局勢造成的不安全感。人心惶惶的集體心理,瀰漫全社會,從統治圈子、官僚、資本家(包括無數靠權貴關係起家的官商)、到庶民百姓。為什麼?貪污腐敗、抗爭迭起、高壓維穩、公安城管濫權、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公共建設品質低落、黑心商品、毒奶、霧霾、假疫苗、環境生態惡化等數之不盡的問題,導致國家與社會皆充斥著乖誕的弄虛作假等行為模式。這一切問題,都與四十年來的高速經濟成長有關。除了鼓吹經濟表現,中共是一個根本上欠缺統治合法性的政權。問題如此劇烈,以至於革命再起之說甚囂塵上;2012年,習近平第五代接班前夕,中國高層傳聞熱衷閱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體制與大革命》,想從法國經驗中吸取教訓、避開革命危機。

習近平。(美聯社)
習近平。(美聯社)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已經呈現成長趨緩。中國經濟進行結構調整的必要性,其中最重要的是改變積累模式,大幅度提高工資與社會福利,賦予大眾階級購買力,發展國內市場。但這個經濟改革必然衝擊既得利益集團。此外,中國需要進行政治改革,引進更具民意基礎的問責模式,擴大人民的參政權。但是,習近平執政後,對應方式是「打貪」,並加強集中統治權力,通過更強大的黨國紀律來整肅官場行為,但絕不碰觸體制問題。

中國政府不僅不願意在政治上鬆綁,反而嚴厲打壓社會抵抗力量,傳達「七不講」政策,執行高科技監控,被稱為「數位列寧主義」(digital Leninism)。這代表中共政權正當性在退卻,轉而以更精密的手法監控社會。在此令人窒息的政治體制下,缺乏思想自由與創新空間,不利市場經濟發展。民營資本也必須尋求國家資本或紅二代資本的結盟與庇護,進而加入國內市場的尋租遊戲。在此結構下,真正的私營資本生存困難,也難以茁壯。這些趨勢都不利於持續成長,更難以改善所得分配。

2018年3月,中國取消國家領導人任期制,習近平獲得「終身領導」權力。國家領導人終身制延後了政權繼承的問題,短期來看是緩和黨內精英的繼承競爭,似乎有利於習近平政權聚焦在其認為迫切的議題上;但長期而言,它打破了過去二十年兩屆領導權的繼承規則,更嚴重的是,領導終身制雖凍結了「政治決斷」的時間壓力,卻拖延了中國從事根本性政經改革的時機。

以上所論是中國內部問題引發的不安全感。但是,這本書強調第二種不安全感的來源:中國的國土與人口規模、戰略地緣與地理環境,使其國家安全隨時處在脆弱而敏感的邊緣。本書以頗具創意的圖像思考出發,指出以中國為中心的四道同心圓,構成了威脅這個國家安全的四環戰略環境。第一環:中國實際管轄或宣稱擁有的領土。第二環:中國的二十個鄰國。第三環由與中國鄰接的六個區域體系組成:東北亞、大洋洲、東南亞大陸、東南亞沿海、南亞、中亞第四環:其他世界地區。台灣讀者會有興趣知道,自己屬於哪一環?根據本書的說法,台灣屬於第一環,因為台灣是中國宣稱擁有主權的一省;台灣也屬於第二環,因為台灣實質獨立自主,並成為干擾中國外交的一大難題,因此台灣是中國周邊的第二十一個政治行動者。中國夾處在如此眾多複雜的區域體系以及強權利益中間,使得固有的安全環境顯得敏感而脆弱,再加上自1978年後進入全球資本主義體制,自然也牽制了中南海決策者的選項。

因此,外交環境中的不安全感,來自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也來自於中國還在摸索:如何在這個變動的國際體系中找尋、確認自己的「身分認同」。一般所謂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其實是「文化工具箱」裡頭的一個零組件,可以活用。意識形態和現實利益環環相扣,意識形態論述可以隨著現實利益關係的變遷而調整。例如,毛澤東時代同時對抗美蘇之時,北京的外交眼光看向第三世界國家,而有「自力更生」與「不結盟運動」,然而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年代,停止了革命輸出,與西方國家進行「關係正常化」,基本上,也拋棄了第三世界路線。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非洲,塞內加爾民眾熱情舉著中國國旗(AP)
作者認為,中國其中一個不安全感的來源,就是中國的國土與人口規模、戰略地緣與地理環境,使其國家安全隨時處在脆弱而敏感的邊緣。(資料照,AP)

身分認同危機,觸及了第三個層面的難題,就是將近兩百年來與帝國主義打交道的經驗。清帝國的崩解過程,給中國人(實則,那時候的清朝臣民,尚未清晰地自我認同為現代「中國人」)帶來刻骨銘心的屈辱感。

屈辱感給中國政治菁英和知識分子帶來動力。「富國強兵」這個台詞,或隱或顯地指導著中國的話語系統上百年。中國遭受帝國主義欺凌與剝削的歷史記憶,不止銘刻於集體(潛)意識、印刷於教科書,也是中國領導人經常拿來活用的政治工具。「抵抗帝國主義敘事」,是中共宣傳的主旋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國夢」、「強國夢」,這幾年如雷貫耳。相形之下,民間翹首期盼的「憲政夢」、「人權夢」,在民族主義大敘事底下則不斷被犧牲、壓制。

然而,帝國主義欺凌的記憶是辯證的,一方面它深入統治菁英的骨髓,知道在大國崛起過程中必須「韜光養晦」(鄧小平的「遺訓」),轉移列強的注意力,換取發展時間;另一方面,統治者也善用這個歷史記憶來動員群眾的反日、反美情緒,甚至也用來警醒他們口中的「台灣同胞」,今天的「台灣問題」起因於強權割據。但習近平政權對外的強勢作為,早就將鄧小平那一代的對外政策綱領棄之不顧。

隨著中國國力的崛起,以「反帝」起家的中共,卻經常在自己的家門邊扮演起「帝國主義者」與「殖民者」的角色。例如,一直以來的援藏與援疆計劃,即帶有殖民色彩;最近更變本加厲,在新疆設立「再教育營」,強迫非漢族的穆斯林人口接受意識形態洗腦教育;根據西方媒體報導,還強迫拆散家庭,帶走小孩。

這是中共「抵抗帝國主義敘事」中最大的矛盾。近年,中國資金與人員進出非洲頻繁,招惹了嫌隙,批評者說中國在非洲找油買礦、拓展市場是「新殖民主義」,使得習近平在2013年3月訪非途中宣稱:「中國將繼續為非洲發展提供應有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幫助。」「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意義是:對比西方國家經常把經貿和人權條件綁在一起;中國則不干預這些國家內部的「政治狀況」。 實際上,中國輸出資本的同時也輸出意識形態,「中國模式」的擴張讓許多人擔心中國式威權價值輸出,會助長全球的再威權化。

近年,中國推行「一帶一路」,造成一些接受其貸款建設的國家債台高築,恐淪為「債奴」。過去依賴理論一再警告第三世界國家不要在經濟上依賴西方國家,以免淪為債奴,如今卻是由中國扮演了這個帝國角色。2017年,斯里蘭卡因為無力償還債務,而讓中國取得其戰略港口漢班托塔(Hambantota)99年的租約權利。

中國在東南亞與南亞也大有斬獲,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鋪排,中國在這些國家影響力日增。以馬來西亞為例,在納吉主政下,打「對中經濟牌」,積極引進中資進入馬國,與大馬國內資本分享基礎建設的利益。但馬國2018年大選發生了歷史性的政黨輪替,馬哈迪上任後,暫時終止了造價超過百億美元的新隆高鐵(連結新加坡與吉隆坡),也正在重新評估其他與中國合作的項目。大馬新政局對中國「一帶一路」在東南亞的布局帶來莫大衝擊。最近,中國在巴基斯坦也提到鐵板,而巴基斯坦是中國在南亞最重要的盟友。

●中國特色的安全政策

根據本書的觀點,處在全球化環境底下,中國仍然是一個「相對弱勢者」,中國確實在快速崛起,但是從周邊諸國到世界強權都在警戒著這個國家。雖然中國迄今仍無能力挑戰美國作為「世界警察」的霸權,但是這個區域強權,卻可以對它周邊國家(即第二環國家,包括台灣)、弱小民族(第一環內的「邊疆」民族)、城邦(新歸併的領土如港澳),帶來巨大的、立即的衝擊。給周邊帶來的威脅,在中南海領導者眼中,卻是保障其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的必要措施。

中國發展的前景寬闊卻充滿風險與不確定性。歸根究底,中國仍是一個「尚未滿足的強權」。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參與全球化的生產,壓低工資,使經濟力騰飛,對美國高額貿易順差,同時又以巨量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因此實際上是在「補貼美國的消費者」。這一切都發生在「美元霸權」的全球化過程。看似複雜的政治經濟關係,其實就是:中國賒賬給美國,成為債主。但從雙方軍事力量對比來看,中國這個債主不但貧血,肌肉也不夠發達。因此,美中兩國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捆綁在一塊而產生共同脆弱性;除此之外,中國也怕被變相賴帳、美元資產貶值。恐懼、自保、加上國力提升產生的自信心,使得近年來中國官員與學者喊出「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期待有朝一日能夠像美國一樣,「把人民幣當作一種世界儲備貨幣來印」。「尚未滿足的強權」這句話,可以在強權興起的歷史故事中找到迴聲。十九世紀,普魯士—德意志國開疆擴土的過程,使其周邊鄰國心生警戒,對這個「尚未飽足的國家」展開圍堵,歐洲強權進入軍備競賽,最後以世界大戰收場。

第一夫人蜜雪兒在中國長城上擁抱著女兒瑪麗亞(Malia)與莎夏(Sasha)。(取自White House)
中國長城同時代表著中國的軟弱與實力。(資料照,取自White House)

本書認為,中國歷史上的長城,同時表徵了軟弱與實力,可謂「中國特色」的防衛工程。為了克服國內外的安全憂慮,除了傳統意義的國防戰備,中國早就使用龐大經費,發展、購買高科技建造「新長城」,以因應全球化時代的可能入侵者。充裕的國家財政也讓政府有能力採購高端設備、供養一支人員龐大的「網軍」。「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的建構已經累積十幾年的經驗,它用來監控、過濾網路上的通訊言論,進行各種干擾、阻斷與遮蔽。有趣的是,民間針對國家的網路監控,也發展出各種翻牆技術與破網軟體。相互角力的結果,也激發中國政府不斷強化網路審查技術與「法制」措施。2012年,人大立法規定「網路實名制」;之後不斷增修法規,強化「網路安全」。從2018年開始,中國政府禁止國內公司提供VPN服務,以致中國網民翻牆變成更加困難。中國政府也採用人臉辨識監視系統;在手機內安裝監控應用軟體等措施來布建對社會的全面監控。

此外,中國網軍經常被指控侵入外國網站,竊取情報或商業機密。近年來,美中兩國對於網路駭客問題經常起爭執。2013年2月,美國一家資安公司Mandiant的報告指出:近年來美國政府與企業遭受的網路攻擊,許多來自中國駭客集團「APT1」,也就是解放軍「61398部隊」。這個部隊的一個隊部,位於上海浦東新區,雇用了數以千百計的電腦網路專業人員,並要求英文寫作流利。中國網軍的特色在其數量優勢,但其技術仍然未能趕上美國的水準。

然而,從對內的網路監控到對外的組織性駭客行動,表明著憑藉其不斷升級的科技水平與雄厚財力,中國政府敢這樣做,而且不畏懼來自國內外的抵抗與譴責。北京能夠這樣,除了不容挑戰的大國姿態,還是依靠龐大市場的誘餌。各國政府與跨國企業為了經濟利益經常臣服於中國的要求。最新一樁是Google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而發展一個Dragonfly計畫,根據Google員工揭露,該公司正為中國設計能讓政府控制搜尋結果的引擎。

黎安友與施道安合著的《沒有安全感的強國:從鎖國、開放到崛起,中國對外關係70年》中文新版書封。(圖/秀威資訊)
黎安友與施道安合著的《沒有安全感的強國:從鎖國、開放到崛起,中國對外關係70年》中文新版書封。(圖/左岸文化)

*作者為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即將出版《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臺大出版中心)。本文選自《沒有安全感的強國:從鎖國、開放到崛起,中國對外關係70年》(黎安友,施道安著。左岸文化)新版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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