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〇一九年七月上機的那一夜，我還記得是八號風球。十多個小時後，到達地球的另一方。下機一刻，內心有種抖動，好似心跳少了幾拍。我隱隱然感覺到，大概這是別離的滋味。可能以後，再也回不去那家鄉了。這幾年，一直在思索離散的主題，也寫過兩本書，只是一直無法連結個人的經歷，內心的掙扎和頭腦上的觀念。到底這時代經歷的離散，還可以如何被理論語言所轉化、個人與集體之間的辯證關係，如何在離散中展開新的可能，一直是我念念不忘的問題。離散既是命，也是運，福禍往往相倚。
在離散的時代，如何推演著好的政治思想，發展出合乎當前時代條件的新主體和社群關係，實在是無比重要的事。輾轉在美國參與過一些離散組織的活動，又出席過某年的香港峰會。我一方面欣喜看到海外港人努力面對新的時代挑戰，不懈地連結組織，推動互助網絡，維繫著某種國際社會的聲援網；但同時不住地憂心，在行動之外，再也看不見更大的遠景。在當前波譎雲詭的國際形勢中，再談民主與世界革命早已不知所曰。列寧在百年前擲下一句「怎麼辦？」，今日再度縈迴心頭。
在理論的森林遊走多時，漸漸覺察到故事與敘述，或者才是我們的最終救贖。今天我們所需要的，不僅是故事和記憶，還要為故事正名。全因在敘事的世界，我們才得以擺脫財產個人主義所框限的群己分界，與萬物相連，跨越生死者的國度。敘事使我們連結，使我們得以展現倫理的生命。若要建立離散政治哲學來擴充政治視野，我們不單需要敘事，也要為敘事賦予更深刻的哲學基礎。這既是為了安身立命，也是在面對生態災難與資本主義世（Capitalocene）的離散時代，尋求解殖知識生產的可能。牙買加小說家和思想家西爾維婭．溫特（Sylvia Wynter, 1928-）曾言，人是講故事的物種，只是人常常忘了，以為自己只是眾多生物之一。
人既有生物性的面向，但同時卻又跟萬物有所分別，當中的分別在於在云云萬物中，只有人類會訴說自身的故事。有了故事，人類才真的成為人。講故事的能力，像語言或者想像和記憶，固然都跟神經、身體和基因有關，但又只有人類，「作為說故事之人（storyteller），才能以故事敘述自身作為純粹生物（purely biological）狀態而存在的。」換句話說，「人作為動物之一」的觀念，反而是因為科學敘事才得以可能。因此，人追求關於自身的科學知識，並非等於會順理成章地走進物理化約論（physical reductionism）的死胡同，視世間一切都只是物質活動、物理方程式結果和化學反應而已，反而間接地肯定了人作為敘事者的存在狀態。冷冰冰的科學世界觀，不過是眾多敘事可能之一。 （相關報導： 香港「47人案」宣判 總統府譴責中共司法打壓：證明一國兩制不可行 ｜ 更多文章 ）
因此，唯有敘事能產生意義、價值、理念和身份，以至與之相關的社會、經濟、政治架構，連帶馬克思的上下層社會經濟結構論（base and superstructure），大概應該要重寫一遍。語言和概念不再是經濟生產關係的產物，不再是單純服務於當前的主流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反倒是社會關係之根本，是一切經濟活動得以可能的先決條件。但我不是想重繪某種固定的歷史結構，因為這不過重覆著上述殖民系統思想的操作。反而令我感興趣的是這意義生產之意義。甚至可以說，只有當出現了敘事，人類才真的擁有自我意識，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因此我們可以說，不是人類發明了敘事，而是敘事創造了「人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