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敞開心胸」到「嚴守邊境」：瑞典人口成長創新低，百年移民社會面臨挑戰

2013至2015年是歐洲移民潮的高峰，光是2015年瑞典就有16.3萬移民，其中大多數是尋求庇護的難民。瑞典時任首相賴因費爾特（Fredrik Reinfeldt）呼籲瑞典人向移民「敞開心胸」，不過大量移民也讓政府背負沉重負擔，不同族群之間的摩擦也讓瑞典人漸漸對移民產生疑慮。

8月初，瑞典移民部長史蒂內加爾（Maria Malmer Stenergard）宣布，庇護申請數量正趨近歷史低點，通過審核的庇護居住許可也持續減少，而且50年來瑞典首次出現淨遷移（net migration）——根據瑞典統計局（SCB），2024年1月至5月期間，移出瑞典者比移入瑞典者多出5700人，而1至3月移入瑞典的人數則為2005年以來的最低數值。史蒂內加爾表示，這個趨勢會延續下去。

瑞典統計局（Statistics Sweden, SCB）20日發布新聞稿，公布2024年上半年瑞典全國人口成長1600人，創下21世紀以來每半年期人口成長數量最低紀錄。2023年同期統計的半年期人口成長數量為2萬3800人，而2022年同期則是3萬5500人。

2022年右派聯合政府上任移民規範愈發緊縮

《德國之聲》（DW）指出，這並不是瑞典首次出現庇護申請大幅減少的情形。瑞典人口稍微比1050萬多一些，2016年向當局申請庇護的人數近2.9萬，2015年則為16萬2877人，兩年相差超過13萬，如此劇烈的改變可歸結於移民政策轉向。以往瑞典採取寬鬆的移民規範與移民融合政策，接收許多來自前南斯拉夫、阿富汗、敘利亞及索馬利亞等國的難民，2015年底，溫和左派社會民主黨（SAP）主導的政府大幅緊縮移民政策，

2022年9月大選後，右派陣營組閣上任，保守派溫和黨（Moderate Party）主席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擔任總理，極右翼的第二大黨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雖未入閣，但以支持聯合政府交換部分參政權。保守右派執政以來，庇護相關政策愈發嚴格，但並未解決持續存在的組織犯罪問題。多年來，瑞典一直設法打擊販毒、詐欺為主的犯罪集團，他們甚至引發過槍擊與炸彈攻擊事件。這些犯罪在移民比例較高的貧困社區頻頻發生，專家將組織犯罪歸因於貧窮、高失業率與缺乏前景，克里斯特森則將其歸咎於前任政府「不負責任的移民政策與融入失敗」。 （相關報導： 百萬移民潮再次衝擊歐洲！經濟學人：歐盟陷入矛盾，極度缺工卻排斥庇護 ｜ 更多文章 ）

除了緊縮移民規範，瑞典當局更研擬制定「告密法」，欲要求醫生、社工等人員檢舉未持有合法居留證件者。儘管政府的決策過程引起輿論猜測，不過聯合國難民署（UNHCR）證實了瑞典移民減少的趨勢，現今全球流離失所的難民達到歷史最高點，向瑞典申請庇護的人數則降至歷史低點。《衛報》（The Guardian）報導，史蒂內加爾主張淨遷移體現了政府的工作成果，而這一連串措施「對於加強移民融合、減少排斥是必要的」。然而聯合國難民署北歐與波羅的海地區專員桑德倫（Annika Sandlund）警告，淨遷移對於瑞典來說可能不是好事。鑒於瑞典人口高齡化，她表示讓移民感到受接納，不僅有益族群融合，更能支撐勞動力。

百年移民社會遭遇挑戰

尋求庇護者的援助組織和移民社群表示，政府反移民的政策和言論散播恐懼，他們積極鼓勵人們離開瑞典，或向其他國家申請庇護，進而導致移出人口增加。根據當局統計，有愈來愈多來自索馬利亞、阿富汗、伊拉克的移民離開瑞典，他們移出的動機尚不明確。瑞典移民專家帕魯塞爾（Bernd Parusel）2017年曾指出，「讓尋求庇護者的生活變得困難」並不是鼓勵人們離開瑞典的合適方法。

史蒂內加爾主張，如果要促進移民融合，讓移民狀況變得可控，就至關重要。移入人口愈少，移民就愈容易融入社會，這個推論乍看相當合理，然而帕魯塞爾表示，政府一方面推行移民快速融入，另一方面使移民無法預期前景，從而降低瑞典的吸引力，這個制度無助於移民融入社會。

瑞典難民支援團體連線（FARR）表示其成員觀察到，關於移民與庇護申請限制的擔憂愈發普遍，主席荷姆格倫（Terje Holmgren）指出，與10年前比較，公開敵視尋求庇護者的行為受到更多包容，「不過更廣泛地說，大眾普遍認為，嚴格限制庇護申請、縮限申請數量是一件好事。所有主要政黨近10年來都這麼說。」

瑞典卡爾斯塔爾大學（Karlstad University）跨文化資深講師胡比內特（Tobias Hübinette）說，淨移民（net immigration）到淨遷移的逆轉會成為象徵，也顯現了瑞典民主黨對聯合政府的影響力，同時是歷史性的轉折，因為瑞典在過去100年都是移民社會。 （相關報導： 百萬移民潮再次衝擊歐洲！經濟學人：歐盟陷入矛盾，極度缺工卻排斥庇護 ｜ 更多文章 ）

胡比內特指出，簽證、公民身分、依親等規定緊縮都使瑞典的吸引力降低，對於來自索馬利亞、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家、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說尤其如此。另一方面，輿論和國會中的反對聲音也逐漸消失，「如果這發生在5年前，那會引發軒然大波，但基於過去兩年我們見證的事……你會放棄，然後接受改變。」胡比內特補充，這對於瑞典社會「純粹是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