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集子走過不少坎坷路。一切都得從20多年前他人的一個善意以及自己的一個「輕諾」說起。2002年某天，是春是秋都記不得了，一位任職於台北的一家知名出版社的黃姓編輯，敲開了我研究室的門，請我為他的東家寫一本社會學教科書。當下我毫不思索立即禮貌拒絕，因為腦際從未閃過這一念頭，直覺是小伙子亂槍打鳥。那時正值壯年，對這個提議心裡多少還有些抵觸呢。
但這位社會學碩士出身的青年編輯還真是「有備而來」，不但努力說明好的教科書的社會意義、「很多大師也寫教科書，好比季登斯（Anthony Giddens）」，而且呢，還表現出對我的寫作的足夠熟悉。說實在，這有點管用。但更要命的是他的「鍥而不舍」，在「前高鐵」年代，多次專程南下拜訪。地非南陽，何需三顧？終而我點了頭，不只是因為小伙子的誠意弄得我有些不好意思了，也是因為他對我提出的「刁難」竟都一一答應：無截止日期、「老師你愛怎麼寫就怎麼寫」。而且，還預付了一筆稿費。
之後，我也的確為「社會學教科書」建立資料檔，分門別類、見縫插針地蒐集起資料來。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始終沒能定下來密集而持續地寫作。這主要是由於我性格上的一個缺點：一旦必須做某件工作，它就經常會退變為一塊「責任」沙地，熱情快速流失，而同時總是有更想做更想寫的東西冒出來向我眨眼。這個毛病適用於成語「見異思遷」嗎？此外，又由於我術業無專精，總是逐時局而論，好比不免一直被「社會運動」、「民族主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多元文化」、「紅衫軍」，或「太陽花」……這些時潮熱點所勾動，作起「批判」來。時也，命也，我就是歧路上的一隻羊。
回想起這大半生，不是完全沒有一點點遺憾，但想一想也就沒啥好「當初如果……」的了，因為，無論是就天分、師承，或是用功之勤，我老早就已免於什麼「建樹」奢望了；無論是學術的深耕有得，或是思想的一點突破。但幸好，大約始自2008年，我開始有了長期而聚焦的投入，密集地耕耘起陳映真的文學與思想來，沉吟至今。這總算是在隨時流轉多年之後，於桑榆之際，發現了一口我所樂於深掘的井，讓我重新認識台灣、重新認識中國，重新認識二者之一體。
說陳映真「給了我一個祖國」，並不誇張。由陳映真入魯迅，那又連接上一片崎嶇深刻、明暗之間的思想風景，認識到現代中國的悲哀與偉大……。不敏如我，當然是不敢上比於魯陳，但總也不敢自棄於下學上達，何況，偶然也對他們倆向來沒有要成就什麼華麗殿堂，甘於孤獨，甚至偶現一抹奇異荒廢的精神光澤，而感到某種稍帶虛榮的親近。讀者很容易在這本集子裡的多篇文章中看到他們二位對我的影響。我相信一種中國的也是第三世界的「社會學」，是繞不過他們的。它必然是成長於歷史、文學，與廣義社會理論之間的那塊豐饒的土壤，而非專業學術高牆之內的盆花。 （相關報導： 航向隱藏在水平線下的綠島：《智人登陸日本》選摘（2） ｜ 更多文章 ）
自從答應書約後，5年10年，15年20年過去了。其間，不是沒有下過決心一償文字債，例如2006年秋「紅衫軍」喧囂而始、戛然以終後不久，若有所失的我就曾打算定下心來閉門寫教科書，而的確也寫完了一篇5、6萬字的長文〈社會學思考〉，交代了我當時所以為的「社會學」，但這篇文章因為太長而且體例也與現在的集子不搭，就從現在這本集子裡割出，但它的一些比較核心的內容還是可以在〈社會學的用處、限制、濫用與未來〉那篇演講稿中見到。2006年的這個寫作，見證了我雖開始企圖出離美西方社會學，但終究不過還只是拿中國例子注西方概念罷了。但無論如何，總算是邁出了艱難一小步。寫完這篇沒多久，我又「旁騖」了，就是我方才說的──讀上了陳映真，以及魯迅。之後的光陰並沒有不似箭，倏忽抵於退休之年。在這些年間，當初約稿的黃編輯早已離職，不知江湖何處，接續他的編輯後來也換了好幾位。她們總是很客氣，逢年過節會發郵件問好順道詢問進度，後來進度也不問了，只問好。起初我有些羞愧，後來竟也習慣了。其實我很不想老欠著，但是寫作又嚴重落後。一度我曾致函提議取消約定、退預付款，並負擔利息，但對方顯然並不認為那是好點子，一笑置之，繼續對我勗之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