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傘運動七十九天的佔領行動中，我在夏慤道遇上許多正直善良的臉孔，但有一張我至今難忘。
佔領開始
二○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快到六時，我手持麥克風準備 召開記者會，希望在晚間新聞直播時段反駁特首梁振英在該天下午對民眾佔領夏慤道的無理指控。忽然間，一聲巨響將記者和民眾嚇得目定口呆。回過神來，看到白煙在人群中擴散，然後是連續多幾聲巨響。
「是催淚彈！」我向站在旁邊的邵家臻喊了出來。當時記者一窩蜂往催淚彈爆發的方向衝去，民眾卻反方向逃命，場面非常混亂。我們雖然也沙盤推演過警方發射催淚彈時應如何疏散民眾，但從來沒想到在未有任何對話之前，梁振英便馬上使用如此強硬的手段。為了保護示威者的安全，我們勸喻他們往添馬公園方向疏散，但佔中三子、學生、泛民領袖和一些教會朋友卻留守在政總外的大台。八十多歲的大黃伯坐在地上拒絕離開，義工想盡辦法勸他把他挾走，晚上他還是瞞著家人偷偷溜回金鐘。
大黃伯並非個別例子。我和學聯的鍾耀華整個晚上看著催淚彈如何射進拒絕撤離的民眾，人群散開又再重聚。每聽到催淚彈爆炸聲，鍾耀華便罵一句粗口。我默默無言，內心和他一樣憤怒，更被示威者的勇氣所觸動。那個晚上，不時聽到聚集在夏慤道的人群和被封鎖在政總外圍的示威者對唱 Beyond 的〈海濶天 空〉。破曉時分，我看到大量疲憊的民眾站在夏慤道中間，看著 海富中心升起一幅倒掛了的區旗，全場掌聲雷動。七十九天的雨 傘運動在催淚煙中開始，佔領的地點除了金鐘，還包括旺角、銅鑼灣和短暫發生的尖沙咀。
佔領一個公共空間七十九天，能讓參與者暫時與歷史割斷。金鐘、旺角、銅鑼灣均是商業中心，最能呈現百多年來香港作為一個「經濟社會」的面貌：那是拼命賺錢、盡情消費之地。夏慤道是金鐘的最主要幹道，避免影響車輛高速流動，行人靠天橋橫過馬路，通往各大商場、高等法院、立法會及政府總部。示威者將佔領區變成夏慤村，期間賦予這空間從所未有的意義，亦無法預計運動終結時會為香港帶來甚麼轉變。所謂與歷史割斷，是因為夏慤村沒有過去和未來，亦代表示威者不受法律和主流文化的制約，無拘無束地塑造他們的烏托邦。
環境保育
佔領運動讓我第一次熱淚盈眶的，並非那八十七枚催淚彈，而是第一個早上看見年輕人戴上黑色的手套，在政總外圍檢拾民眾在慌忙逃跑時遺下的垃圾。原來他們並非我想像般是被外傭寵壞的一代。不一會，我看到在夏慤道已有民眾設立了一個資源回收站，主要是收集塑膠水瓶和其他可循環再用的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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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社會運動在九七年後主要集中兩個主題：一個是爭取行政、立法機關的雙普選，另一個是以反對清拆天星、皇后碼頭和灣仔囍帖街為標記的保育運動。後者反對盲目的「發展主義」 (developmentalism)或者如龍應台說的「中環價值」，認為香港不能只是講求經濟效益而破壞環境，或消滅帶有集體回憶的建築或社區，所以被冠以「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運動之名。其實保育運動(期後還有反高鐵、反東北發展計劃、保衛菜園村等運動)和爭取雙普選有其一脈相承之處，便是大家把香港看成我們的家，而不是老一輩的「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borrowed time, borrowed place)或者只是一個由勞動和消費市場所構成的「經濟社會」。既然是永居之地，港人當然要在此實踐真正的港人治港，和建設一個可持續的宜居城市。
我看見佔領者在防撞石躉罅縫中種花，也看見老師傅帶著義工用卡板搭建了一個自修室，讓參與佔領的中學生溫習功課、預備考試。晚上為了提供自修室的照明，義工們改裝了幾部單車，讓大家以腳踏方式人力發電。當反佔中人士譏諷只有「廢青」才參與佔領時，這些學生默默地在如此簡陋但滿載環保與互助精神的空間溫習，已是對反佔中論述的有力反駁。
無私分享
建制中人如葉劉淑儀，曾信誓旦旦地指出佔領運動有海外 勢力介入，而她的證據便是在佔領區有大量物資免費向示威者派 發。對於曾參與佔領的一百二十萬港人(按香港中文大學的民調 推算)來說，這番話反映一些政客如何極離地，亦反映她們在功利的世界打滾太久，不能理解人們為了理想可以互相扶持，無私分享。
我們從二○一三年起推動「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已深深體會市民對民主運動的支持。每次有大型遊行，我們都會在灣仔設立街站，經過的遊行人士均慷慨解囊，有些市民會把整個錢包淘空。只要一個下午，我們便可籌得幾十萬港元捐款，支持我們舉辦商討日、民間公投或其他文宣活動。
這些金錢上的支持，不單止來自中產階級。我記得有一位身障人士，一直等我們搭建好街站後，一拐一拐地走過去把一張十元紙幣投進我們的籌款箱。他說因為身體不方便遊行，所以希望先來街站捐錢。看著那張紙幣飄落箱底，我被深深觸動，那是滿載希望、最有重量的一張鈔票。
雨傘運動開展後，市民將大量乾糧、飲用水和其他物資運到佔領區，義工們設立多個物資站進行收發。基隆茶餐廳每天免費提供以百計的便當，亦有義工派發甜湯，為示威者打氣。我們駐守在立法會大樓外的一個角落，經常有婦女送來湯水。更有一次是一位南亞裔婦女，在現場為我們製作咖哩料理。由多位醫生及 護士組成的佔中醫療隊亦成立多個醫療站，為示威者提供服務。 夏慤村的公廁亦成為佔領運動的一道風景，清潔用品、香水、女性衛生用品應有盡有，還有義工定時打掃。
我更觀察到不少人圍坐一起，談天說地之餘，會特別就一專題辦個沙龍，譬如分享社會參與的經驗，包括如何成立和運作社會企業。更有一群教會工作者在夏慤村成立「教牧心靈支援站」，在佔領區舉行崇拜，亦和信徒祈禱和傾談，分享靈性的體會。他們經常來慰問我們三子，並一起為運動祈求上主引領。
平等參與
佔領者願意無私分享，意味著一個「命運共同體」的出現。在夏慤村的「村民」，有平等的權利決定運動的走向。誰手中持有麥克風，或者聲音夠大的，便可以在某個角落「起壇」演說。最夢幻的，是有一回我竟然見到中國政協前委員劉夢熊站在一個木箱上向示威者講話。
村民不單要求平等的發言權，對夏慤村的管理亦必須實行村民自治。雖然曾有公眾要求示威者撤出金鐘道，減少市民上班和上學不便，但留守該處的某一政治組織與村民商討後拒絕該建議，無論是佔中三子或學生領袖亦無權下達命令要求他們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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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信大廈成功申請禁制令要求示威者撤離大廈停車場出入口，我和何俊仁及戴耀廷在晚上只能和駐守中信大廈外的「村長」和核心村民圍坐地上，討論法庭禁制令的內容和違反禁制的正反後果。當我們離開之後，村長便召開村民大會，詳細討論應對方法。在深夜二、三時左右，我目睹年輕的村民分組合力拆除堵塞中信停車場出入口的鐵馬，然後搬到另一據點加強該處的防衛。但在旺角的村民對小巴商會申請得的禁制令卻有不同的回應，結果黃之峰、岑敖暉、黃浩銘等便因違反禁制令被捕，可見雨傘運動並無統一領導。強調平等參與的精神，最終亦引發「拆大台」行動，令學生領袖亦無權掌控夏慤村的話語權。
公共美學
參與佔領的市民都不禁讚嘆夏慤村展示的公共美學。雨傘人雕像、以被警察打破的雨傘砌成的聚散樹和雨傘幕、由彩色繽紛的 post-it 構成的連儂牆，還有無數掛在行人天橋欄上的直幡、貼在建築物牆上的手製海報、地上的粉筆畫等，儼然將夏慤村化身為露天藝術展覽館。
我每天在紮營處聽到叮叮噹噹的響聲，原來是民主黨的同仁 在製作雨傘運動鎖匙扣，市民排成長龍索取。晚上在夏慤村的各個角落，我見到年輕人一起用絲網製作T恤，或者一起摺疊紙雨傘及其他手工藝品。
這種美感的爆發，反映平常的香港是一個高度管理的城市，除了一些甲級寫字樓會放置著名藝術家的作品外，其他只會地盡其用，少有空間讓年輕藝術工作者展示他們的才華。在二○一九反送中運動之前，香港街上甚少出現塗鴉。
但只要人們對一個地方有感情，自然有將之美化的衝動，只是這種熱情往往只能在私人空間表達。許多參與佔領的市民都讚嘆港人在強權面前表現的勇氣和團結，說這是他們見過美好的香港，藝術創作在這樣的運動中發生是自然不過的事。佔領後的第 一個晚上，我看見一群穿著黑色緊身衣的年輕舞者，隨著音樂在夏慤道中間跳舞，現在仍歷歷在目。那些節奏、那些舉手投足讓我感受到這場運動的生命力，亦讓我明白應該讓滿有創意的年輕世代帶領這場運動。
生命政治的願景
雨傘運動的目的是反對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八三一決議」，要求實行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但參與者卻賦予這運動更深層的意義。相對經濟至上、唯利是圖、權力集中、地盡其用的「中環價值」，夏慤村表現的環境保育、無私分享、平等參與 和公共美學，是香港公民對未來社會的一個願景。
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 指出「生命政治」(life politics)與「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不同之處是不單要對抗各種不公與剝削 ，還要提出怎樣才能真正自主、活出生命的美好。而生活方式運動(lifestyle movement)中的「預兆性政治」 (prefigurative politics)，指出要透過建立一個理想生活的小示範(如小型公社或另類經濟平台)去展示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在雨傘運動中建成的夏慤村，便是在回應生命政治的呼召，並以預兆性政治的方式述說香港人的願景。
人心的改變
雖然夏慤村有如此意義，有些示威者覺得它太過中產、太過和理非，覺得村民一天到晚在唱 ，無力迫使當權者退讓。他們轉移陣地到旺角，認為那裡更貼地(拜關帝、吃火鍋、打乒乓球)、更有勇武精神。他們以圍魏救趙的war game策略，偶而與警方發生衝突，讓政府不能集中精力剷除夏慤村。
我只在旺角佔領區短暫停留，看見在彌敦道和附近街道布滿 防暴警車，氣氛的凝重與夏慤村有很大差異，亦讓我更佩服在該 處佔領的勇氣。我深信不同佔領區的參與者，都是基於對中共背棄普選的承諾和梁振英以催淚彈攻擊和平示威者的憤怒。
一個晚上，我在夏慤村蹓躂，看村民圍爐聊天，遇上一位穿著黑色套裝裙的女士漫步在帳篷中間，怎樣看亦不像一個佔領者。我好奇地和她搭訕，知道她原來在金鐘經營一間食肆，我便禮貌地致歉，希望佔領行動不會太過影響她的生意。
「你千萬不要這樣說。」她回答說。 「我以前營營役役只顧著賺錢，從來不太關心政治。只是你們開始佔領後，我才趕快『補課』了解發生甚麼事情，便知道你們為香港所做的一切。現在我每晚關店之後，必須到這裡走一走 ，心裡才安樂一點。你不要道歉，我反而要感謝你，是你們讓我重拾失去的良知。」
＊作者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發起人之一，二○一九年因「串謀犯公眾妨擾」等罪被判入獄十六個月。二○二一年九月應邀到臺灣任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系客座教授，現為中研院社會學所客席研究員，並於臺灣定居，本文摘錄自《傘後拾年：夏慤村的未圓夢》一八四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