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2008年上任總統時，面臨東亞與東南亞各國經貿整合腳步非常快速的急迫狀況。東協加中國（ASEAN 加1）在2002年簽署的 CECA（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從2010年1月1日起，11個國家迅速形成一個自由貿易市場，他們彼此之間九成以上的貨品貿易不用課關稅；韓國和日本當時也積極和中國在洽談自由貿易協定（FTA），東協加上日本、韓國、中國（ASEAN 加3）等13個國家在2015年將形成一個更大的自由貿易市場，ASEAN 加3的經貿協定區域內相互間大部分產品的關稅稅率都會降到零；而韓國又是台灣的主要貿易對手，當時韓國和台灣出口到大陸的產品相似度重疊性高達8成；當時台灣出口到大陸和東協十國佔台灣總出口的55％。因此，相關研究指出，東亞和東南亞快速形成的區域經濟整合將會對台灣的出口經濟造成嚴重衝擊，舉例來說，當時台灣出口到中國大陸的產品，在關稅方面，台灣石化業要多繳7％的關稅，機械業要多繳10％，汽車零組件產業要多繳25％。現實是，從1960年代起，數十年來台灣的經濟成長動能主要來自於出口，到了2008年，台灣出口佔 GDP 的7成以上。事實上，在2002年陳水扁執政時代，大陸就已經成為台灣最大的出口市場，超過了美國市場，佔台灣總出口的40％。
當面對全球範圍和區域間都紛紛在簽訂雙邊或多邊的 FTA，到了2008年，國際間洽簽的 FTA 已達230個。台灣的產業界有急迫感，認為台灣產品有被世界市場和大陸市場邊緣化的危機，出口競爭力會大幅下降。因此，馬政府評估和中國大陸簽訂「兩岸經濟協定」，以降低或減免產品到大陸被課徵進口關稅，有其必要性和急迫性，否則將導至台灣出口嚴重衰退，因為大陸是台灣最大出口市場，進而會造成企業進一步的出走潮，和可觀的失業人口。
約在2000年前後，全球開始逐漸興起簽署雙邊 FTA 的熱潮，面對此一現象，陳水扁執政時期就想過要推動和其他國家洽談 FTA。2000年，剛好賴幸媛受聘到國安會擔任諮詢委員，依國安會法定職權，諮詢委員直屬的老闆就是總統。賴幸媛剛到國安會，即積極建議總統陳水扁，台灣應該先找新加坡試探洽簽 FTA 的可能，因為新加坡以服務業取勝，台灣以製造業見長，台星之間的貿易關係不形成激烈競爭，新加坡沒有農業，對台灣需要保護的農業產業不會造成傷害，因此雙方簽 FTA 的互補性強。如果第一個例子成功，未來和其他國家洽談的可能性會提高。但是要推動該案必須高度機密，消息不能外洩，否則會遭對岸打壓。
陳水扁同意並支持此案。這個機密案子必須鴨子划水進行，於是交到經濟部默默進行，新加坡方面表達高度興趣，雙方開始接觸機密商談。在2000年當時，台灣和中國都還不是 WTO 的會員。可惜到了2001年下半年，陳水扁忍不住向外界高調地說了這件事，把還沒有到手的政績提前公布，整個案子的進行於是被迫中斷，受到中國關切後，新加坡停住了。
2001年上半年，紐西蘭駐台代表也曾來投石問路，向賴幸媛提及紐西蘭想和台灣洽談 FTA 的高度興趣，希望有機會能進行，紐西蘭一直是亞太地區積極推動 FTA 的先驅者。然而，因為中國把台灣洽簽 FTA 當成是外交事務，會向其他國家進行干預，所有非邦交國均顧慮中國的立場，而不願和台灣洽談，即使如美國、日本，都是應付式隨便說說而已。陳水扁執政時期，只跟中美洲幾個邦交國簽署了 FTA，在非邦交國方面，都沒有成功。
賴幸媛說：「形勢比人強，總要先從源頭解決問題。」兩岸關係從2008年馬英九上任總統後，開始改善。陸委會評估簽署「ECFA」除了會有助於建立兩岸經貿制度性的合作外，也會有助於那些想和台灣洽簽 FTA 的國家，減少他們的外交政治顧忌。因為如果連兩岸都成功簽署 ECFA 了，其他已經和大陸簽署了 FTA，又和台灣經貿關係密切的鄰近國家，例如新加坡或紐西蘭，就有強烈的理由敢和台灣洽談 FTA。所以，我方在2010年進行的策略是，與大陸洽簽 ECFA 的同時，經濟部門就應該儘早開始準備與其他鄰近國家，如與新加坡或紐西蘭洽談 FTA，採取同步雙軌進行，因為經貿談判本身要花很長的時間準備。
陸委會定位 ECFA 是推動台灣經濟國際化的「敲門磚」。從2009年到2010年，這個敲門磚不只是我方高層和政府內部的共識，在對外宣導上也不斷重申這個要點，想讓民眾能夠理解。果然，ECFA 於2010年6月底簽署後，台灣和紐西蘭在2013年7月簽署台紐經濟合作協定（ANZTEC），是台灣和第1個非邦交國簽訂的 FTA。台灣和新加坡在2013年11月簽署台星經濟夥伴協定（ASTEP），是第1個和我國簽署 FTA 的東南亞國家。
＊本文選自風傳媒副總主筆林庭瑤與前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合著之《鑄劍為犁─賴幸媛的兩岸談判秘辛》（時報出版）。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