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歡迎來到貿易外交新世界！這裡不談「自由貿易」和「關稅」

就在過去一年，拜登（Joe Biden）政府已與日本、歐盟、以及從印度到秘魯等20多國就跨境經濟聯繫展開談判。這些談判通常不涉及「自由貿易」和「關稅」這些話題。

歡迎來到貿易協定的新世界。新的貿易協定將不再只關乎削減關稅，而是涉及一系列其他問題，從數位版權、到空氣品質、以及技術和產品標準等，這些往往是在政府層面的協議中、而不是全面貿易條約中涉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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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浪潮和政治風向的變化推動了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重塑。隨著服務和電商的崛起，目前實物商品在世界貿易中的作用已相應減少。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之間在工資和生產成本方面的差距已經縮小，促使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環境法規等間接成本上。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失調，使老派的自由貿易在許多政治人士眼中成為一個失敗的命題。

自貿協定在20世紀90年代逐漸興起，當時，在前蘇聯解體後，自由市場經濟似乎取得了勝利。1992年，美國獨立總統候選人佩羅（H. Ross Perot）警告說，當時提出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簡稱NAFTA）將使美國的工作機會被墨西哥吸走，宛如聽到「一個巨大的抽吸聲」。在那之後，海關人員付出了巨大努力，確保跨境產品支付了適當關稅。

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掀起了一波仿效該協定的浪潮，促使幾十個國家之間的關稅減少。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立以及歐洲共同體從一個鬆散的聯盟轉變為歐盟都強化了這一趨勢；時至今日，歐盟已是一個擁有27個成員和許多聯繫國的自由貿易區。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貿易加權平均關稅率下降了46%。

這方面的行動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隨著歐巴馬（Obama）政府的兩項努力達到頂峰：旨在聯合亞洲和美洲12個國家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簡稱TPP），以及美國和歐盟之間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簡稱TTIP）。

2014年前後，TTIP在歐洲遭到強烈反對。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TTIP遭到美國兩黨攻擊，已是名存實亡。而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J. Trump）上任後的首批行動之一，就是讓美國退出了尚未經批准生效的TPP。

雖然上述協定瓦解確實促使各方對目標進行了大幅調整，但這並非預示著貿易自由化的結束。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亞洲金融中心之爭：新加坡是否能保持對香港的優勢？ ｜ 更多文章 ）

在美國之外，各國繼續簽訂自貿協定，不過鑑於美國龐大的經濟體量，沒有美國參與的自貿協定其影響力也打了折扣。TPP換了個更長的名字獲得重生，成員國有11個，但沒有美國。歐盟在自貿協定方面加倍努力。

不過，這些協定越來越關注關稅以外的問題。美國的國際經濟外交也是如此。「21世紀20和30年代的計劃不同於20世紀90年代，」美國拜登（Joe Biden）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最近表示。美國政府「有一系列基本優先事項，並不僅僅是降低關稅」。

拜登政府目前正努力為日本和歐盟提供獲得《通膨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中清潔能源補貼的機會。與印度-太平洋和美洲的區域協議尋求在不觸及關稅的情況下深化經濟聯繫、連接供應鏈和統一標準。所有這些都不需要國會批准。

事實上，放棄死盯關稅已經頗有時日，部分原因是目前關稅處於較低水平。命運多舛的TTIP大部分內容與非關稅壁壘（NTB）有關，比如規則和行業標準。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Johns Hopkins University'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Dan Hamilton說：「跨大西洋兩岸基本是自由貿易」。與許多其他市場10%左右的關稅相比，歐盟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的平均關稅約為2.5%，以全球標準衡量處於低位。

因此，對貿易有潛在更大影響的是看似不起眼的非關稅壁壘，比如涉及汽車保險桿設計和製藥廠清潔的規定。

削減非關稅壁壘的行動已進行了很久。2011年達成的歐盟-韓國自貿協定（EU-South Korea FTA）消除了汽車、化學品和藥品領域的壁壘。韓國隨後通過了參照歐盟法律的化工品規定，為韓國公司打開了歐盟這個龐大經濟體的市場。

歐盟委員會的高級官員Signe Ratso說：「即使消除了關稅，如果仍然有非關稅壁壘存在，那麼你可能仍然無法進入一個市場。」

之所以出現針對一些具體行業制定覆蓋面更窄的協定的轉變，一個原因是各種自貿協定已經變得過於龐雜，難以在政治層面落實執行。這類新協議中有一些是在監管機構之間達成的，不需要像自貿協定那樣需要美國國會或其他議會的批准。例如，美國和歐盟在2008年達成了一項雙邊航空安全協議，該協議本質上是的意思是：我們有不同的規定，但兩邊的法規都同樣有效，因此可以相互替代。不過這種激進做法在美國國會引發爭議，導致該協議耽延了近三年才生效。

即使在直言不諱反對自由貿易的川普政府期間，美國也採取了消除非關稅壁壘的措施。美國和歐盟的食品藥品監管機構在2017年簽署了一項關於活性藥物成分生產品質管理規範（GMP）的互認協議。與航空協議一樣，該協議使得歐洲和美國監管可以減少派往對方設施的檢查人員，而將更多檢查人員安排到被認為可能構成更大風險的市場，例如中國和印度。

美國和歐盟還就保險和再保險行業的監管達成一項類似協議。川普政府2020年用《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取代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前者主要圍繞非關稅問題，包括數位貿易、知識產權和針對墨西哥工廠勞動條件和環境的標準。《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的達成是川普政府最大的貿易舉措之一。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亞洲金融中心之爭：新加坡是否能保持對香港的優勢？ ｜ 更多文章 ）

企業認為這一新方法能節約成本。美國全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負責歐洲事務的高級副總裁Marjorie Chorlins說：「在監管負擔日益加大的情況下，商界正試圖鼓勵為達成共識進行更多對話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