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疫苗事件爆發。22日，國務院總理批示嚴查；23日，總書記批示嚴查。至此，中國人民熟悉的震怒模式啟動。高層一怒，雷霆萬鈞，從7月15日到22日一直觀望的官僚機器即刻高速運轉，各地官方緊急表態跟進，警方重拳出擊，涉事企業長春長生生物公司高俊芳等15名高管被刑拘。
這是中國特色的重要內涵之一，即批示治國。領導沒批示，無論事情多嚴重，無論輿情多洶湧，無論後果如何，官僚機器一定袖手旁觀。長春長生公司的不良記錄早不是秘密，要在美國，早就被定性為違法，用不著美國總統副總統下令，司法部和FDA早就介入，共同處置了。
這是中美公共安全危機應對的第一個重大分別。誰是法治，誰是人治，一目了然。
疫苗事件爆發後，輿情洶湧，刪帖封號更洶湧，以致很多微信私號、微信公號陣亡。如果疫苗事件發生在美國，不用說了，沒有任何禁區可言，疫苗事件一定是媒體每天的頭條，媒體一定地毯式轟炸，把事件所有細節、所有黑幕揭個底兒掉，沒有任何責任者可以指望倖免。
這是中美公共安全危機應對的第二個重大分別。誰公開透明，誰藏藏掖掖；誰是針對問題本身，誰只針對提出問題的人，一目了然。
疫苗事件非一日之寒，受害者眾，恐慌者更眾，但司法遲遲不能介入。而且司法在中國的社會信用之低眾所周知。批示治國，官權獨大，出了任何問題，老百姓本能反應就是找政府，找包青天給說法。上訪就成了老百姓唯一的管道，千軍萬馬過上訪獨木橋。此次疫苗事件也不例外。半官方的多維新聞網7月24日一篇報導，標題即為《問題疫苗激起民憤 山東民眾圍堵政府》。
要在美國，老百姓一定找法院而不找政府，受害者集體訴訟一定早已上路。而且司法一定是獨立的，不會接受任何壓力尤其白宮的壓力。司法判決一定是最高裁決，一錘定音，為事件徹底畫上句號，再不會有歷史遺留問題以致長期紛紛擾擾，無盡地消耗當事人的生命和社會公共資源。
這是中美公共安全危機應對的第三個重大分別。誰法治誰不法治，誰理性誰非理性，一目了然。
22日國務院總理批示，其中重要一點，即是宣佈要派出國務院調查組。誰都知道，疫苗問題本質上是監管問題，監管問題是政府責任問題，首先是主管機構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的責任問題。國務院則是國家食品藥品監管局的上級部門，國務院派調查組，實際是政府自查，類似老子調查兒子。結果如何，不難想像。
其實即便在現有體制內，也不是沒有更明智的選項。法律規定的人大職權，其中之一即為調查權。此次疫苗事件足夠重大，組織協力廠商獨立調查本來是全國人大的本份。但調查權寫入法律文本以來，實際上從無啟動，屬於著名的睡美人條款。此次看來也不可能啟動。政府能自查，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但縱然標準如此之低，國務院調查組如何組成、派出否、如何工作，迄今仍是一點消息沒有。效率之低，令人浩歎。要在美國，類似疫苗事件這樣的重大事件，協力廠商獨立調查早就是家常便飯，不勝枚舉。《獨立調查認定美國政府曾刑虐囚徒》，這是《紐約時報》2013年4月17日一篇報導的標題。這樣的報導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且不講中國媒體的尺度，縱然中國哪家媒體吃了豹子膽敢發這報導，它也不可能有那樣的信源——不可能有真正的獨立調查和獨立調查報告。
這是中美公共安全危機應對的第四個重大分別。誰公道誰不公道；誰更能贏得信用和尊重，誰更失去信用和尊重，一目了然。
7月15日疫苗事件引爆後，巨大壓力下，吉林省主管當局一度出面，對長春長生生物公司予以行政處罰，罰沒款總計344余萬元。這對以67億元人民幣身家位列2016年福布斯富豪榜第371位的高俊芳家族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違法犯罪成本如此之低，與其說是處罰，不如說是鼓勵。
要在美國，類似案例，一定適用懲罰性賠償。懲罰性賠償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讓受害者得到最大補償，予侵權企業最大打擊，乃至不惜令其傾家蕩產。這方面最新的案例，是剛剛落幕的強生案。7月13日，美國密蘇裡一個陪審團認為，22名女性對強生公司滑石粉產品（包括強生嬰兒爽身粉）包含石棉並造成她們患癌的指控是有效的，責令強生支付5.5億美元補償性賠償，以及41.4億美元懲罰性賠償。兩項賠償總計46.9億美元，是目前滑石粉維權案中最高的賠償金額。這跟吉林省當局對長生生物公司罰酒三杯式的象徵性罰款，反差何其強烈。
這是中美公共安全危機應對的第五個重大分別。誰人道誰不人道；誰真正關心消費者誰不在乎消費者，一目了然。
中美公共安全危機應對至少有以上五大分別。這五大分別其實可以兩句話總結。第一句話是，中國式應對是維穩，美國式應對是維權。至於第二句話，雖然我不是黨員，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是，今天我不說。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