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娜．鄂蘭  

一九三八年聖誕節期間，鄂蘭在猶太人代辦處找到了工作，幫助先後來自奧地利和捷克的難民。她和布呂歇搬到國民公會路一間公寓，因為他們期待鄂蘭的母親瑪莎前來團聚。辛沛爾在「水晶之夜」後不久去過柯尼斯堡，幫助瑪莎安排前往巴黎的行程。辛沛爾住在一家基督徒開辦的旅館，因為非猶太人不能住在猶太人家裡。她告訴鄂蘭和布呂歇，鄂蘭繼父馬丁晚上陪她走到旅館，把她送到旅館門前，那裡掛著「此處禁止猶太人」的標誌。大家都遵守反猶法規，可是辛沛爾印象深刻的是，柯尼斯堡居民在「水晶之夜」的恐怖事件發生之後非常震驚，彷彿暴力和毀滅力量令他們腦海裡閃現了不祥預感。而後一位街車車長挽著瑪莎的手幫助她上車，已足以讓辛沛爾和瑪莎感動不已。

許多人看了《紐約客》分五篇文章刊出的系列報導，結論都是認為鄂蘭沒有靈魂；而那些從二手資料聽說這一系列報導的人，就更是認同這種結論；這些人認為鄂蘭就像舒勒姆所說的，欠缺了同情心。他們認為鄂蘭對自己民族的命運沒有感情上的投入。可是在鄂蘭看來，她卻是最終獲得治療、甩掉了感情包袱，讓良好的判斷不會受到障礙。有關所謂良好判斷的深刻不同觀點，在艾希曼問題的多方面爭議中反映出來。爭議主要圍繞著三大話題：鄂蘭把艾希曼描繪為一個平庸的人；她針對歐洲猶太居民委員會（Judenräte）及其在納粹「最終解決方案」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諸多批評，散見全書各處，但集中於全書近三百頁的當中十頁；她在書中討論了審訊的過程、所引起的法律問題和所發揮的政治作用，主要在第一章和最後一章。在爭議當中，這三大話題都引起激烈的影射式抨擊。對艾希曼被描繪為平庸的人，有人在《紐約時報》一篇激動的評論中作出含沙射影的描繪，就像文章標題所顯示的──〈一個良心清白無瑕的人〉（ManwithanUnspottedConscience）。對猶太居民委員會的評語，則在公眾爭議中惹來種種說法，譬如說那是指猶太人懷抱著死亡意願，猶太人無力抵抗，受害人跟加害人同樣要負責。對法律程序和國際法問題的反思，則導致她被批評為反以色列、反錫安主義、自我憎厭的猶太人、法律純粹主義者、康德式道德主義者。

正如鄂蘭對康德（ImmanuelKant,1724-1804）美學的挪用，將後者關於藝術品味的判斷轉化成一個關於政治判斷的理論，讓原本形容美感已達至客觀性的「開闊心胸」（enlargedmentality）概念，轉為倡議透過內在對話及走入公領域和他人對話，來跨越自身界線的理想，採取精神分析方式來闡釋鄂蘭政治思想的揚布魯爾，最後也讓這分析進而回饋精神分析理論，藉此提出了一個新穎的精神分析概念工具。不僅如此，作者也對雅斯培的哲學理念進行了創造性轉化，一方面替他的溝通理論對話理論增添了一種「傳記式」類型，另一方面則藉此結合了精神分析，提出一個真正屬於她自己的傳記哲學。

也許，一本成功的傳記應該給人一個作者不在場的閱讀經驗，如同電影導演不會現身於鏡頭裡面。但這說法並不適用於本書。因為，作者有一套清楚的「傳記哲學」，詳細闡釋於前文提及的《面對傳記的制約》，書中內容不僅來自於她對於親身書寫經驗的反思，也承襲自雅斯培的哲學理念與實踐。該書收錄了〈漢娜鄂蘭堪做楷模的獨立性〉一文，而上節的最後一句引言，也出自其導論。另一方面，做為一篇導讀的本文，扼要說明揚布魯爾關於鄂蘭的性格分析或許也不為過；更何況，唯有如此才能解釋，她怎麼將鄂蘭的思想轉化為一組精神分析概念。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熒熒微光。

一九二四年秋末，成熟早慧的少女走進大講堂，聆聽知名德國哲學家講課。不久，兩人發展一段激烈而複雜的感情，自此改變了他們的人生，直到哲學家死去那一刻。他們的感情故事並不美好，也不值得仿效。當時年僅十八歲的女學生漢娜．鄂蘭（HannahArendt）是猶太人，而她的教授、情人是當時三十五歲的馬丁．海德格（MartinHeidegger），則是德意志民族主義份子，之後還加入納粹黨，迫害猶太裔學者與同僚。

哲學家漢娜．鄂蘭被稱為20世紀政治思想界最偉大的局外人之一，這樣的說法容易引起誤解，因為，即使納粹已成狂潮的恐怖時期，鄂蘭還是從事地下救援工作到最後一刻才逃離德國；曾經直視20世紀最核心的集中營恐怖深淵，曾經瀕臨20世紀地獄邊緣的鄂蘭，難道不應該是上個世紀最典型的局中人嗎?

樂心助人的里長父親在高雄大氣爆災難中罹難，醫師陳冠榮過了一個悲傷的父親節，他的請求很卑微，「這中間任何一個人當初多做一點事，結局可以不一樣的。」

近50年前，校長卞仲耘死在了自己的學生——一群女孩子手上。她們是初中生，高中生。她們打死自己校長的武器，是帶釘子的桌子腿椅子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