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傳記做為一種哲學書寫
正如鄂蘭對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美學的挪用，將後者關於藝術品味的判斷轉化成一個關於政治判斷的理論，讓原本形容美感已達至客觀性的「開闊心胸」（enlarged mentality）概念，轉為倡議透過內在對話及走入公領域和他人對話，來跨越自身界線的理想，採取精神分析方式來闡釋鄂蘭政治思想的揚布魯爾，最後也讓這分析進而回饋精神分析理論，藉此提出了一個新穎的精神分析概念工具。不僅如此，作者也對雅斯培的哲學理念進行了創造性轉化，一方面替他的溝通理論對話理論增添了一種「傳記式」類型，另一方面則藉此結合了精神分析，提出一個真正屬於她自己的傳記哲學。
對揚布魯爾來說，此一漫長的理論探索過程，是值得分享的心路歷程。無論如何，據其自述，本書出版所引起的讚賞以及批評，開啟了她自我反思她本人與鄂蘭的多重關係，以及傳記做為一種哲學書寫的文類。
關於作者本人與鄂蘭的關係，首先，前者逐漸意識到自己成為鄂蘭的門生這件事，除了滿足求知慾之外，也有「名門幻想」（family romance）的情結作祟。這並非她的出身背景不好。事實上，她母親的家族乃當年乘坐「五月花號」（Mayflower）到北美的英國清教徒後代，且家學淵源，擁有豐厚的私人藏書。父親的家族更不乏畢業於威廉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神學院的校友——該校於一六九三年根據英國皇家憲章創立，是北美年齡僅次於哈佛的古老大學，成立之初致力於培養新大陸的英國國教牧師。據此，雖然雙親並非從事教職或神職，說是出自書香世家也不為過，但她所謂的名門幻想其實源自對原生家庭所代表的傳統與保守價值之反叛。
同理，大學輟學，以及決定進入深具左派與歐陸色彩的新學院就讀哲學，也是青春叛逆期的價值選擇。以作者本人的說法，亦即「自我放逐」。隨後再從哲學轉向精神分析也是如此，難以融入主流是其人格特質。
根據揚布魯爾的自我心理分析，她擁有與鄂蘭一模一樣的性格。雖然際遇並不相同，思想深度上也有難以跨越的級距，但展現在生命態度與政治判斷的獨立性最多只有程度之別。
因此，當她隨後意識到，若以作者與故事主角的心理距離來區分，傳記的種類基本上可分成（一）前者略微掌握後者家庭與文化背景即可達成「心靈契合」，以及（二）作者在缺乏真正的同情理解之下，就把主角塞進特定模型當中的「生搬硬套」。本書絕對屬於第一種，至於多數的傳記則是後者，雖然它們的作者盡可能地營造出一種屬於前者的假象。此外，她也強調另一種「跨性格」傳記書寫的可能性，她的《安娜佛洛伊德傳記》就是證據；雖然書寫過程相當痛苦（因為無法接受主角將同性戀理解為一種性別異常），但某程度的「同情理解」（empathy）並非本質上無從克服。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邪惡的平庸的啟示 ｜ 更多文章 ）
然而，作者與鄂蘭的契合程度，也造成了一種存在焦慮。首先，雖然《漢娜鄂蘭傳》替揚布魯爾贏得美譽，但「傳記作家」也成了身上撕不下來的標籤，從而讓人忽視她的「哲學家」身分。此外，亦有學界的人批評這本傳記「不夠哲學」，因為它無法回答鄂蘭所留下來的哲學問題。另一方面，高度的心靈契合也一度讓她徹底失語，幾乎無法不藉由鄂蘭之口來發聲，因此陷入精神危機。《安娜佛洛伊德傳記》的成功則更加強化了那個標籤的黏著程度；甚至，在進入九○年代文學理論開始流行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之後，不但進入另一個人內心的可能性備受質疑，人的生命歷程能否轉化為一個連貫的故事也被否定，連帶她唯一被人認定的身分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