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鄂蘭的獨立性，及其內在與外在條件
也許，一本成功的傳記應該給人一個作者不在場的閱讀經驗，如同電影導演不會現身於鏡頭裡面。但這說法並不適用於本書。因為，作者有一套清楚的「傳記哲學」，詳細闡釋於前文提及的《面對傳記的制約》，書中內容不僅來自於她對於親身書寫經驗的反思，也承襲自雅斯培的哲學理念與實踐。該書收錄了〈漢娜鄂蘭堪做楷模的獨立性〉一文，而上節的最後一句引言，也出自其導論。另一方面，做為一篇導讀的本文，扼要說明揚布魯爾關於鄂蘭的性格分析或許也不為過；更何況，唯有如此才能解釋，她怎麼將鄂蘭的思想轉化為一組精神分析概念。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本書二版序言再次提及雅斯培對於性格的看重，以及他如何藉此讓鄂蘭一改原先在《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當中，嚴格將馬克思（Karl Marx）與列寧（Vladimir Lenin）和史達林（Joseph Stalin）切割，並且高舉前者為正義追求者的書寫立場。對此，雅斯培在一九五一年寫給鄂蘭的信中直指：馬克思的革命熱誠根本不是出自於對公義的追求，而是來自人性的幽暗面，不僅人格特質欠缺包容，與列寧一脈相承，根本就是一位「仇恨化身的假先知」，或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被命運驅使的人，就像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他的重要性不在他的思想，而在於乘載這些思想的人格。」
不意外地，〈漢娜鄂蘭堪做楷模的獨立性〉前言指出，該文關注「做為思想載體的性格」（character as the carrier of ideas）。作者比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還往前走了一步：她不但認為性格即命運，更主張性格造就了鄂蘭在思想上的獨立性。
事實上，致力於延續雅斯培與鄂蘭對於性格之看重的揚布魯爾，曾於一九九一年出版過一本性格學專書《創作型性格》（Creative Characters），將創作者性格分為「自戀型」（narcissistic）、「迷戀型」（obsessional）以及「歇斯底里型」（hysterical）三種。根據她的理解，迷戀型性格的創作者習慣從單一的獨特視角來看待世界。例如，凡事從性別角度思考的安娜．佛洛伊德，以及神祕主義色彩濃厚的獨特思想家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 1909-43），其思緒似乎永遠離不開那一位從世界退隱的上帝。歇斯底里型的創作者則以雙重甚至多重人格為特徵，永遠受困於內在的互相拉扯，英國詩人葉慈（William Yeats, 1865-1939）和劇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是為代表。至於自戀型創作性格，佛洛伊德則是一位典型人物。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邪惡的平庸的啟示 ｜ 更多文章 ）
揚布魯爾對鄂蘭的「獨立性」之理解，首先在於後者不過度鑲嵌於特定的社會關係網絡當中，加上她政治光譜上的不左不右，因此，既不能以特定的意識形態來理解她，也無法從其隸屬的族群或文化來斷定其立場。換言之，她總能秉持超然立場，不帶偏見地試著從多重角度來思考事情，而非採取單一的角度、固定的有色眼鏡，來看待政治事件。另一方面，鄂蘭懂得向另一個獨立心靈學習。這當然也意味著她本人能洞察他人的心思，能理解其觀點與意見。再者，她也總能以對人的基本信任來與人互動，包括相信對方具備理性對話的能力，且人格上值得以禮相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