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楊惠敏並非如楊渡的文章所指，1975年之前一直在台灣埋名隠姓。其實從好些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舊報報導，都可找到楊惠敏的消息。在1964年和1967年，她還兩度會見記者，大談她的冤案，內容與她1969年撰文出書所寫的內容有頗大出入。
1963年9月13日，台北發生一宗轟動社會的兇殺案，70歲男子吳家元（又名吳季玉）被發現身中廿多刀橫死街頭。疑兇是幫會名人李裁法。案發後，他一度潛逃到香港，經引渡回台灣受審，於1963年12月14日被判處死刑。李裁法不斷上訴，並指吳家元忘恩負義，他們相識於淪陷時期的香港，當時吳家元被日軍追捕，他曾協助吳家元和妻子逃出香港，但當李裁法在台灣落難，吳家元竟拒絕相助，還落井下石，因此才動殺機。
就在李裁法上訴期間的1964年6月11日，楊惠敏在台北一家餐廳召開記者會，及發表書面聲明，指那死者吳家元，就是1942年在重慶誣告她通敵的吳季玉，害她被扣查四年多才獲釋。這兇案發生後，她才知道吳季玉與吳家元是同一人。
楊惠敏指，在香港淪陷時，也曾協助吳家元夫婦逃出香港，但此人品行欠佳，常涉足嫖賭吹場所，她曾透過其他人加以告誡。豈料吳家元到重慶後，可能為了邀功，或不滿楊惠敏的告誡，竟向軍統誣告楊惠敏在香港一次飯聚中，談及美國軍機空襲日本後，於回航時在浙江麗水被國軍錯誤擊落。而當時有為日方工作的人員在場，因此有通敵之嫌。
楊惠敏這次的書面聲明，僅在述及營救工作時，有三句提及影星胡蝶：「護送胡蝶女士時在經過淪陷區，游擊地因土匪隨時洗劫行人，其行裝略有損失。」這聲明並沒有提到胡蝶誣害她，也沒有否認自己涉及胡蝶的行李損失。
到了1967年12月20日，《徵信新聞報》報導，楊惠敏出庭為李裁法的上訴作證人，以自己的經歷，指證死者吳家元是忘恩負義之徒，希望李裁法獲得減刑。她在庭外再次向記者伸訴遭吳家元誣告通敵的前因後果，這次報導完全並沒有提及胡蝶和行李損失之事。最終李裁法同年底被改判無期徒刑。
可是，到了1970年，楊惠敏出版《八百壯士與我》一書，在已出版的《八百壯士》基本內容上增加了〈營救胡蝶慘遭寃獄〉這一章(寫於1969年)，指香港淪陷後，胡蝶逃出香港入內地時，行李被土匪劫去。她到重慶後，便向軍統領導戴笠哭訴，指行李是被楊惠敏劫走，結果待楊惠敏1942年9月到達重慶時，軍統人員便把她拘捕審查。至1946年11月才由國防部軍法局裁定無罪獲釋。書中再沒有如之前那樣，痛斥吳家元誣告及陷害她。為何有這重大變化？我曾把這些資料貼到楊渡臉書，留言請教，但他沒有回應。
而細看楊惠敏的文章，她沒有提出實質證據，證明是因為胡蝶向戴笠哭訴而導致她被扣查，判決書也沒有提及胡蝶行李被劫的事。楊惠敏只表示，由於每一次審訊，都問到她有沒有拿胡蝶的行李，她潛意識中，便認定胡蝶誣控她。
此外，從楊惠敏的文章及判決書，發現可能有其他原因，導致她被軍統扣查：
１．她往香港執行營救行動途中，認識了軍統的香港區通訊員趙樂天，即同案另一被告，楊惠敏在文章中承認，曾替趙樂天托運兩批西藥到內地，至於趙樂天賺了多少錢，她並不知道。最後趙樂天因未請准長假，擅自離職而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半。西藥是戰時軍需品，楊惠敏會否因涉及軍統人員違規轉售西藥而受查？
２．楊惠敏承認在香港一次有日方人員（楊指他們是潛伏在日軍的愛國分子）在場的飯聚中，談及美國軍機被國軍錯誤擊落。但她堅決否認提供敵人情報，只是在場的吳季玉先講起飛機的事情，她也接著說，她「說的時候，並沒有故意洩露軍事機密的意思。」即是楊惠敏當時確有談及軍機的事，會否因此涉嫌洩露軍情而受查？
另一方面，中共地下黨人黃慕蘭（原名黃定慧，1907－2017）2004年在北京出版自傳，在第20章談及1942年間，與原在上海任律師的丈夫陳志皋，在曲江為中共做地下工作，而陳志皋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領導的中央賑濟委員會主任，負責安排人員到香港營救重要人物及家屬逃返內地，楊惠敏便是受她指揮。
黃慕蘭指，在1942年初，曲江已有流言傳他丈夫浪費國家資產，招待過往的達官貴人。同年夏天，她秘密到過重慶紅岩八路軍辦事處會見周恩來。同年11月，胡蝶夫婦從香港到曲江後，指黃慕蘭夫婦包庇楊惠敏，要求他們為其行被劫賠償損失，但遭拒絕。黃慕蘭認為胡蝶其後到了重慶，便向戴笠投訴，令楊惠敏和黃慕蘭夫婦一起被捕扣查。但黃慕蘭亦指出，也可能因她和丈夫的地下工作，早已引起軍統的注意和忌恨，令楊惠敏一併受到牽連。黃慕蘭與丈夫被扣兩年多後，才獲有地位的朋友相助，保釋出獄。
此外，1942年在香港參加游擊隊工作的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隊長黃冠芳，晚年在訪談中，提到曾協助楊惠敏和胡蝶逃離香港的情況。他指游擊隊員先把胡蝶的一批行李送到船上，約定胡蝶某日到碼頭登船出發，但出發當天胡蝶沒有出現，等候期間，行李連船被巡查的日軍檢走。胡蝶第二天才到，稱是楊惠敏耽誤了她的出發時間。游擊隊認為楊惠敏這樣有可疑，之前還有人見到她與日方人員接觸。而楊惠敏到惠州後，則向國軍檢舉游擊隊員劫走胡蝶行李，雙方鬧得很不愉快。此說詳見廣東靑年運動史硏究委員會硏究室1987年出版的《回顧港九大隊》。
而從舊報搜索，有關楊惠敏的案件，目前發現最早見於1943年1月27日的四川報章《蜀風》旬刊，一篇署名「探子」，題為〈胡蝶與楊惠敏〉的文章，指「關於胡蝶行李被騙案，傳與名女童軍楊惠敏有關，並傳揚已被捕，案情內容相當複雜，牽涉甚廣。」
從以上幾點來看，楊惠敏可能是由於錯綜複雜的好幾個原因，招致軍統懷疑，將她扣查，包括涉及軍統人員違規轉售西藥、洩露軍情、中賑委主任浪費國家資產、與中共地下黨人接觸、胡蝶行李被劫等。而當初的扣查原因，與正式起訴是兩回事。至今，只看到楊惠敏的說法及她的判決書，未見有其他檔案資料，當中好些細節並不清楚，她為何被扣查？便難以判斷，因此把楊惠敏的被捕扣查，硬說完全是由於胡蝶向戴笠哭訴，便欠缺充份理據。
胡蝶晚年在回憶錄中，並沒有提及楊惠敏和當年行李損失之事。而楊惠敏在〈營救胡蝶慘遭寃獄〉一文中，對胡蝶充滿怨憤，又說在潛意識中，早已認定是胡蝶誣控她。那麼在1964年及1967年她兩度會見記者，聲討吳家元誣害她時，為何不一併向記者表明，當年胡蝶行李被劫，與她絕無關係？六十年代胡蝶仍活躍於電影圈，楊惠敏一併否認，不就更能引起公眾的關注和同情。楊惠敏理直氣壯，又有證明她無罪的判決書，她為何不這樣做？奇怪僅僅過了兩年，她就把矛頭指向胡蝶，寫下〈營救胡蝶慘遭寃獄〉一文刊在書中。胡蝶是在1966年，拍罷電影《塔裏的女人》和《明月幾時圓》後退出影圈，若說胡蝶六十年代在台灣有勢力，楊惠敏不敢提她，但1970年胡蝶仍健在，難道就不擔心胡蝶告她誹謗？
在楊惠敏這文中，有一個名字很值得關注。就是1942年曾在曲江指揮楊惠敏工作的陳志皋。此人1953年到了台灣後當上律師，他後娶的太太彭慶修同是律師，還是國大代表。但根據其前妻黃慕蘭的自傳披露，陳志皋是奉中共之命，離開大陸到海外「活動」，至1988年陳志皋在台北去世，他的中共地下黨人身份一直沒有被揭露出來。他和楊惠敏在曲江時已相熟，大家在台灣定必有聯繫或交往。楊惠敏在1969年突然把矛頭轉向胡蝶，會否跟此人有關？戴笠向來是中共的特大眼中釘，而黃慕蘭又認定胡蝶向戴笠投訴，是導致她和陳志皋被扣查兩年多的主因。那利用楊惠敏來打擊胡蝶和戴笠，便不無道理。
至於胡蝶和戴笠的種種傳聞，近年已有不少文章提出質疑。早於2015年，廣東五邑大學的鳳群教授在該校的學報發表〈胡蝶事跡考〉一文，指重慶時期，即使國民黨為了維護戴笠形象，竭力隱瞞，但重慶當時還有中共地下黨活動，如有此事，他們肯定會知道，並一定通過各種渠道予以揭露。因為國民黨大員戴笠，竟敢霸佔有夫之婦，而且還是舉世聞名的電影皇后胡蝶好幾年，這不是一般事件，可能會引起社會公憤。
鳳群又指，最先爆出胡蝶和戴笠有戀情的人，是在內戰後期被中共俘虜的軍統少將處長沈醉。他1962年在大陸出版《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書，內有大幅描述，但鳳群認為當時沈醉剛被特赦，求功心切，還有為寫文史材料賺取稿費，不僅對戴笠有大量臉譜式的描寫，甚至很多內容極有可能出自他個人的虛構與想像，沈醉書中提到的很多事情後來已經證明不真實。在1980年該書再版，刪去了好些有關胡蝶的描述，可見作者自己「編」的也很心虛。
鳳群的全文，亦有分析楊惠敏案，讀者可在網上找來細讀研究。縱觀而言，楊惠敏指她的冤獄，完全由於胡蝶向戴笠哭訴所致，缺乏充份證據，整件事有著不少疑點，需要堅毅精明的研究者，繼續努力，深入探索，梳理分析。歷史謎團，未必一朝一夕可開解，也可能永遠是個謎，但應朝著正確的方向進發。
今年是胡適先生逝世六十周年，懷念他生前名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謹以此與大家共勉。
＊作者為民國史研究者、《尋找美人魚楊秀瓊——香港一代女泳將抗日秘辛》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