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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3年（乾隆48年）造訪巴達維亞的王大海，在其見聞錄《海島逸誌》中有「在巴達維亞貿易的人，大家都接受土庫的待遇（土庫是巨大的家屋），交易也是遵守巴達維亞的約定（在吧貿易者，皆處以土庫［巨第也］，其交關亦遵吧國約束）」。許雲樵《南洋華語俚語辭典》中解說：「在閩南，將『棧』稱之為『土庫』，現在則是指外國人的商品倉庫和商行（閩南稱棧曰土庫，今指外人貨倉及商行）」。

在公布南洋海禁後約經過九個月的時間，1718年（康熙57年）3月20日，兩廣總督楊琳上奏，要求確認「澳門的外國船隻渡航南洋進行貿易，以及內地商船（中國船隻）渡航安南貿易進行貿易」屬於禁令的範圍之外；對此，兵部在請示康熙帝的指示之後，認可了楊琳的見解。因為這項措施，「南洋海禁」的實際效果，特別是在廣東方面，可以說是喪失殆盡。1726年（雍正4年）4月，福建巡撫毛文銓提出見解：「安南一國原本（與禁令）無關，因此透過安南，從廣東（跟南洋方面）往來之事，至今從未斷絕過。」也就是說，以向安南渡航為名目，從廣東出海的中國船隻，實際上可以渡航到任何地方。正因為南洋海禁早已失去其實際效用，毛文銓於是請求在福建省也放寬禁令：

1717年（康熙56年）9月來航長崎的商人李亦賢在「申口」中，報告了信牌問題最終的解決方案，接著他又提及朝廷於5月25日（陰曆4月望日），命令諸省掛出宣告海禁的告示牌。李亦賢說，這是因為南京巡撫張伯行上奏指出，國內米穀價格的上升，是由於商人囤積外國米穀所致；當閩浙總督滿保入宮謁見後，康熙帝直接下詔「禁止商船前往外國買賣」。這就是康熙帝在晚年所下的「南洋海禁」，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海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