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夷」各自獲利的和平互市：《朝貢、海禁、互市》選摘（3）

1783年（乾隆48年）造訪巴達維亞的王大海，在其見聞錄《海島逸誌》中有「在巴達維亞貿易的人，大家都接受土庫的待遇（土庫是巨大的家屋），交易也是遵守巴達維亞的約定（在吧貿易者，皆處以土庫［巨第也］，其交關亦遵吧國約束）」。許雲樵《南洋華語俚語辭典》中解說：「在閩南，將『棧』稱之為『土庫』，現在則是指外國人的商品倉庫和商行（閩南稱棧曰土庫，今指外人貨倉及商行）」。

「棧」所指的就是「貨棧」、「行棧」、也就是貿易的經銷批發商；他們為從事商品買賣、不辭千里自遠方而來的客商，提供住宿、買賣仲介、代理等服務。在廣東省東部潮州的商業港口樟林，外洋船隻從事貿易的「洋船棧」，「多數是巨大的建築物，將商場、倉庫、住宅、客舍連為一體，占地一畝（約兩百坪）左右。因為鄰近港口，唯恐漲潮淹水，而採多樓層建築（多數是巨型的建築，每座聯商場、倉庫、住宅、客舍於一體，占地約一畝左右。因鄰近港旁，漲潮內澇，均可為患，故都有樓層）」。即便到了現在，在馬來語系的語言中，toko也廣泛被使用在意指「商店」的語彙上。長崎的貿易商，將唐人館內自己宿泊的家屋稱呼為toko，應該是由於他們認為其與中國的「行」、「棧」具有相同機能的緣故；這也顯示，長崎貿易是擴展到東南亞方面的唐人貿易網絡中的一部分。

華人的利用與管理

李衛提醒皇帝注意，信牌制度可能會成為日本用來逼迫中國商人、實現種種要求的有力道具：

數年以來設立倭照，挾制客商。始則要求禮物，繼則勒帶人質。遂多干犯禁條，不一而足。

（譯：數年來，［日本］設立倭照［信牌］制度，挾制客商。從要求禮物開始，接著便開始強制要求帶入人員和貨物，結果導致許多違禁狀態出現。）

長崎當局在實施信牌制度的兩年後，開始使用信牌，作為獲取願和日方合作者的利益誘導手段。其第一號，便是廣南船的陳祖觀。陳祖觀在1717年（康熙56年，日本享保2年）8月7日，未攜帶信牌而來航長崎。他接受日方的要求，答應幫忙確認「43名船頭的信牌在寧波被扣押」這一風傳是否屬實，從而領到了日方新發行、於丁酉年（1717年）來行的信牌。隨即前往寧波的陳祖觀在9月5日回到長崎，報告「唐國官府已經相當順利地將信牌全數交還給船主們，各船應該會逐一入港」。攜帶著朝廷歸還信牌的李亦賢的船隻，就在十天後入港；之後，浙江、江蘇方面的船隻接二連三地來航。

信牌成自由市場交易貨物　李衛設自律制度共管

不久後在中國國內，一張信牌居然以7000兩至1萬兩程度的高價，成為市場上交易的商品；並且，開始出現以取得信牌為目的之商人，應日方要求而攜帶醫生等專業人士渡海，前往長崎開業的狀況。「商人貪於倭照（信牌）而展開貿易，一味服從（日本方面的）命令。」這種狀況對清朝的安全保障而言，當然是不能坐視不理之事。但是，他們又不能以此為理由，選擇從長崎貿易撤退。 （相關報導： 海盜、倭寇寫的詩你看過？學者挖掘超冷門「海洋詩」，10年豐富研究結果令人著迷… ｜ 更多文章 ）

李衛採用的對策是，從福建、浙江的商人中選定8位商人為「商總」，透過他們實施違禁品與非法渡航的檢查，同時也採取讓複數的「商總」之間，實施相互監視的制度；此制度並非強化官府的直接管理，而是委任給商人們的自律管理，雍正帝也認為「非常恰當且合我心意（甚屬妥協是當）」，表示全面性地贊成。

清廷之所以會採取如此溫和的對策，一方面是已經認知到，透過「信牌」展開利益誘導、打破朝廷禁制的行為已成常態，另一方面無疑也是清廷判斷，這樣做的弊害並不大。畢竟透過詳細的調查情報，清廷也得知，日本在長崎方面並非無秩序地放任違禁品與人員的流出，而是有選擇且抑制性地為之。

日本最恐懼的，是自律管理的海外華人社會在其支配範圍內成長的可能性。然而，在長崎，這種可能性的新芽已被完全地摘除。被圈禁在唐人館內的中國商人，就連糧食和妓女的供給都必須仰賴通事，在交易結束後也被要求要迅速地回國。在長崎與日本女性之間生育的小孩，也不被允許帶回中國。未攜帶信牌的船隻會被命令立即回國，要是有打算在長崎以外地方卸貨的商船，將會遭受毫不留情的火力攻擊。日本實現了如此嚴格的貿易管理制度的訊息，經由親身體驗的商人和歸國者，以及康熙帝和李衛派去的間諜，雖然陳述有點扭曲和誇張，但依然確實地傳達到中國當局者的耳中。這些關於長崎的情報，相較於主要由福建、廣東方面傳來、以爪哇為首之南洋港市華人社會的狀況，呈現極端明顯的對比。對於漢人反抗始終無法放下心的清廷，在「東洋」（日本）與「南洋」之間，看到了安全與危險的分水嶺。這便是為何誕生於華夷夾縫間的商業勢力動態，會成為清廷關注的焦點。

小結

自17世紀初葉起，至1683年（康熙22年） 臺灣鄭氏歸順為止，可以視為明清交替的動亂期。這場動亂，是位在16世紀中葉起，日趨顯著的商業—軍事集團之活躍與抗爭的延長線上。在海上的邊境，葡萄牙、荷蘭的勢力也參與其中。日本在1630年代選擇「鎖國」的海禁政策，試圖脫離危險地帶。所謂「倭寇狀況」的重要演員之一，就這樣從舞台前消失了。

然而，光是高舉「八幡」旗的日本船消失在東海上，並不足以導出日本「懦弱恭順」的評價。「鎖國」的貿易管理，因為信牌制度的引進而變得益發嚴格，九州、山口各藩，不管走私也好、漂流船也好，都不敢採取和中國人有私通之嫌的行為。在長崎有「高牆環繞」、「重兵戒備」的唐人館，等待渡海而來的商人。在如此的狀況下，過去在博多、平戶、五島出現的華夷混合社會，其所發展起來的新芽，也被完全地摘除。從中國的角度看來，「真倭」逐漸絕跡於東海，加上身為「倭寇」頭目的中國商人，其容身之處被日本一掃而空，或許正是清廷能夠對「懦弱恭順」的日本感到安心的理由吧！

儘管如此，相對地呂宋和爪哇，則是繼續提供給中國人自由活動的場所。這些地區恐怕會成為第二個五島或臺灣，不能再繼續放任下去；康熙帝心中會挑起這樣的危機意識，也是理所當然。但是，呂宋和爪哇華人社會的成長，並未隨著海禁的實施而受到抑制。克服了動亂的清朝，於1684年（康熙23年）以降，轉而採取擴大互市的政策，結果促使了這種海外社會成長；要迴避正在成型的危機再次出現，有效的手段絕非海禁，而是將「官」、「民」、「夷」各自獲得利益的和平互市制度維持下去。‘

公布放棄「南洋海禁」的1727年（雍正5年），應該可以當成再次確認這一點、值得記憶的一年吧！而在「海舶互市的新例」下，於長崎實現的和平互市各項制度，其情報傳達到北京，毫無疑問也促成了這種再次確認。 （相關報導： 海盜、倭寇寫的詩你看過？學者挖掘超冷門「海洋詩」，10年豐富研究結果令人著迷…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日本歷史學者，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主攻明清史、東亞交流史。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亞五百年的跨國貿易真相》（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