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7年（康熙56年）9月來航長崎的商人李亦賢在「申口」中，報告了信牌問題最終的解決方案，接著他又提及朝廷於5月25日（陰曆4月望日），命令諸省掛出宣告海禁的告示牌。李亦賢說，這是因為南京巡撫張伯行上奏指出，國內米穀價格的上升，是由於商人囤積外國米穀所致；當閩浙總督滿保入宮謁見後，康熙帝直接下詔「禁止商船前往外國買賣」。這就是康熙帝在晚年所下的「南洋海禁」，是中國歷史上最後的海禁。
1717年的海禁命令被稱為「南洋海禁」有其特殊意義。當時所指的「南洋」是與南海相連的東南亞各地區，具體來說，是分布在菲律賓群島、加里曼丹（婆羅洲島）、爪哇島、蘇門答臘島等島嶼，以及越南、柬埔寨、泰國、緬甸等大陸各國的港市。中國與這些地區的海上貿易，自唐宋時代起持續繁盛，印度與西亞的貿易船也會經由「南洋」地區來航。11世紀，在廣州形成了稱為「蕃坊」的外國人居留區，由受到當局任命的「蕃長」來負責統籌居留區內的公務。以泉州與廣州為據點的南洋貿易，也有中國船隻參與其中，此外在南洋各地，「住蕃」的居留華人也不斷膨脹。
總體而言，除去明朝嚴厲實施海禁的時期之外，透過南洋各港市的貿易、以及在外華人（也就是所謂唐人）的活動，南洋與中國的關係日益深厚。
大航海時代開啟太平洋角力 康熙戒慎
17世紀初葉，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巴達維亞（雅加達）為據點，和西爪哇的萬丹蘇丹國對抗之際，從萬丹那邊挖來了福建出身的唐人有力人士蘇明綱，任命他為「甲必丹」（kapitein），從中國本土招募有意移居的漢人前來，試圖充實殖民都市的交易與經濟。正如這件事所顯示的一般，在南洋的唐人交易網絡，早在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踏足這個地區之前，就已經將中國本土與南洋連結在一起。而當西洋各國要參與從東南亞方面延伸到南海的地區間貿易之際，也呈現出一面利用唐人的交易網路，一面又與之競爭的情勢。
康熙帝所下令實施的南洋海禁，其目的就是針對17世紀以降所呈現的這種局勢，意圖剷除滿洲統治中國造成危害之種子。
這次南洋海禁，採取了兩項重要措施：其一是中國船隻渡海前往長崎，被排除在禁令範圍之外。其二則是，禁止的部分只有中國船隻渡海前往南洋方面並在外逗留，至於外國船隻，則照舊獲得認可，可以在廣東、福建、浙江各港，自由前來從事貿易。
因為這2項措施，南洋海禁與明朝海禁有著相當大的差異。當隆慶元年（1567年）漳州海禁部分放寬、允許中國船隻公開出海貿易之際，只有日本仍被列入禁止渡航之列。德川家康雖然不斷活動明朝地方當局，希望能夠重新打開官方認可的中國貿易，但遭到明朝頑強拒絕。在名為海禁的中國貿易限制、渡航限制下，對日本的態度出現了如此逆轉，這反映了東亞的交易框架，隨著互市制度的擴展，已經產生了變化。 （相關報導： 明清鼎革，鄭氏政權興滅改變了這塊海城：《東印度公司與亞洲海洋》選摘（3） ｜ 更多文章 ）
海禁的要因
先前的許多研究成果已提及南洋海禁案的過程，以及其作為「海禁」並未發揮實際效果一事，也已成為定論。值得注目的是柳澤明的議論。柳澤先生認為，關於康熙決定實施海禁，「我們不得不將主要的問題，放在康熙帝自己的心理上」；針對這個問題，他以記載康熙帝言論的《清聖祖實錄》、《康熙起居注》記錄內容的異同作為線索，分析動機，並且導出以下的結論：「南洋海禁所具備的性質，是康熙帝以下定決心和準噶爾全面對決為前提，為了強化帝國全境的秩序維持體制──也就是去除後顧之憂而做的預防措施。」實為真知灼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