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過去曾在寫給風傳媒的文章中，介紹台灣商人辜金良給日本陸軍第15師團當仲介，向安徽省北部新4軍第7師根據地走私米糧的往事。這絕非筆者空穴來風，憑空編造的故事。相關的紀載，完全是閱讀了辜金良夫人許金玉女士的傳記《春天：許金玉和辜金良的路》所得知而來，可見這位台灣統派大老在二戰的中國戰場上曾經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當然與新4軍私通的不會只有陸軍的第15師團，私通日軍的抗日武裝也不會只有共產黨的軍隊，還包括戴笠的忠義救國軍，乃至於效命湯恩伯將軍以及胡宗南將軍的游擊武裝都有涉入，畢竟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沒有任何一支軍隊能在沒有軍餉的情況下持續戰鬥，甚至持續存在。所以國共兩軍從生存的角度出發，與日軍進行一些買賣，本身並不讓筆者感到驚奇。
但是從辜金良的回憶，還有最近流傳在大陸網路上，但是很快就被移除的一篇文章來看，由張鼎丞司令員和曾希聖政委所領導的新4軍第7師，確實是與日軍搞走私的能手，他們打交道的對象不是只有日軍第15師團，而且還包括了上海的日本帝國海軍。作者表示，新4軍第7師為了迎接日本帝國海軍運送來的物資，甚至還在江蘇省北部的湯溝開了一座碼頭。
而負責這些走私行動的，不是別人，正是前陣子日本紀念珍珠港事變80周年時，訪問的103歲海軍老兵吉岡政光。吉岡政光在珍珠港事變時為九七式攻擊機的機砲手，當天他從航空母艦蒼龍號上起飛，執行擊沉戰艦猶他號（USS Utah）的任務。隨後他被派往上海，擔任汪精衛政權的中國海軍顧問，並主導了對新4軍第7師的走私工作。
根據作者的介紹，時任新4軍第7師皖江貿易管理總局局長的葉輝，在1944年透過盛慕萊、朱玉龍、蔡志鍔、淩良才、杜海林與汪國華等「民族資本家」為代表，在日本海軍聯歡社內成立中華物產公司。他們在汪政權海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葉樹初幫忙下，成功與吉岡政光建立了聯繫，開展了大日本帝國海軍與新4軍第7師之間長達一年的走私人生。
靠帝國海軍壯大的共軍
吉岡政光當然不會直接派遣日本海軍的艦艇搞走私，因為他有一個最好的白手套能動用，那就是汪精衛政權的中國海軍。然而南京國民政府的海軍，最大的軍艦為860噸的海興號訓練艦。既然是訓練艦，那表示海興號絕大多數的時間只能停在上海高昌廟的海軍學校用於訓練學生，不具備開往新4軍第7師根據地搞走私的能力。
既然是走私，自然越低調越好，雖然汪政權海軍有許多小艇可以用，但為了掩人耳目，直接徵用商船應該更符合效益。據蔡志锷回憶，汪政權海軍動用了兩艘近千噸的退役軍艦協助向湯溝輸送物資。不過蔡志锷沒有提到這兩艘退役軍艦的名字，而汪政權海軍同樣也沒有超過1,000噸的軍艦，因此這兩艘軍艦其實應該是被汪政權海軍徵用的大型商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