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導致貧窮的問題是如何相互交織的，你應該讀這本關於密爾沃基驅逐危機的書。戴斯蒙德以其傑出的筆觸，勾勒出一幅關於美國窮人的畫像。比起其他我讀過的作品，他使我更清楚地理解在美國當窮人是一種怎樣的感受。」─比爾蓋茲。
從小我有一名牧師父親，而四處打工的母親則是標準的勞碌命。家中的金錢從不寬裕。有時候瓦斯被切掉，母親就會在燒柴的爐子上弄晚餐。如何持家她心裡有數，畢竟她幼時在喬治亞州哥倫布市的家對門就是個垃圾場，後來甚至連舊金山惡名昭彰的福特飯店，她都「有幸」住過。她沒有自甘墮落，也希望我們這些孩子們可以奮發向上。雖然她跟我爸爸都沒有能力幫忙出錢，但她還是希望我們可以唸到大學。我父親會以他的方式，讓我們把這點牢牢記在心田。每當我們開車經過一排彎著腰在烈日下揮汗做著「爛」工作的人，我爸爸就會轉頭問我們說：「你們會想一輩子那樣嗎？」
「不會。」
「那就要讀大學。」
而很感謝有這裡一個學貸跟那邊一些獎學金，我成功進入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那兒開車從我家溫斯洛過去要四個小時。當時我想的是當個律師，所以我選了傳播、歷史與司法等課程。在這些課堂上，我開始學習到很多事情。我開始發現這世界上有兩個美國，一個是爸媽、主日學老師、童子軍隊長說給我聽的美國，一個是我在課堂上學到的美國，而這兩個美國彼此格格不入。貧窮滲透美國之深，蔓延之廣，真的在已開發國家中「無人能出其右」嗎？美國夢真的已經變成了少數幸運兒的專利了嗎？有了這種疑問的我開始在工作或研究之餘翻找圖書館裡的資料，我想知道美國作為我的家鄉，究竟還是不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國家。
也差不多在這個時刻，銀行奪走了我從小長大的家。一個朋友跟我開了四小時的車回到老家，就為了幫忙我爸媽搬家。我記得那股深沉的哀傷與難堪。我不知道該如何理解這一切。但或許是有某種東西開始在我內心發酵，於是在回到了校園裡之後，我發現自己竟花了幾個星期的時間加入當時女友的行列，一起跟「國際仁人家園」蓋起了房子。然後我開始每個星期有幾天晚上會跟在坦佩市米爾大道上的遊民混在一起。在街上，我認識了老老少少的朋友，他們風趣，他們真心、他們苦於各自的問題。畢業之後，我感覺到一股使命要去了解美國的貧窮問題，因為在我眼中，貧窮才是許許多多問題與苦難的核心，而社會學又應該是最適合研究這一點的領域。於是我申請進入了威斯康辛大學的博士班。威斯康辛大學的所在地是麥迪遜，也就是老密爾瓦基人口中「被現實包裹住的方圓三十英里」。 （相關報導： 北京在嚴冬中清洗「低端人口」，法國卻立法「冬天欠租也不能驅離」！全因這樁悲劇… ｜ 更多文章 ）
在開始以博士生的身分研究貧窮之後，我發現大部分的文獻在描述貧窮，解釋不平等的時候，都把矛頭指向兩點。其一是我們看似無法控制的「結構性因素」：比方說種族歧視的「歷史共業」，或者是經濟上的轉型與變遷。第二點則強調「個人的不足」- 這包括文化上的習性，如未婚成家，或是「人力資本」的匱乏，比如教育程度偏低。自由派人士比較青睞第一種解釋，而保守派則鍾情第二種。對我來說，兩種解釋都沒有搔到癢處。我認為這兩種看法不論哪一方，都把低所得的家庭當成「檢疫中的動物」看待。在許多以單親媽媽、幫派成員、無家可歸者為題的著作裡頭，社會學者跟記者筆下的窮人都好像獨立於社會存在一樣。窮人被說成是「透明人」，或者會被歸為「另一個（平行）美國」的存在。貧民窟就像是「城中之城」。窮人被屏除在不平等的討論範圍之外，彷彿我們覺得富人跟中產階級的生計息息相關，而其他人包括窮人則可以忽略不計似的。那些隨便一個動作就能影響到低所得家庭跟窮困社區的富人，他們在哪兒？那些就是因為拿窮人開刀而致富的人，他們在哪兒？我納悶的是我們是不是光忙著記錄窮人如何打平收支，卻忘了問：他們的帳單金額為什麼如此之高？也忘了問他們的錢都流到哪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