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世代」：在美國，產假和育嬰假都無薪！職場媽媽陷入疫情失業困境

新冠肺炎（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重創全球經濟，但每個族群感受到的衝擊程度不一。其中女性經常被迫負擔照顧家庭的重任，在工作之餘還得負責家事、看顧孩子，形同從事兩份工作。2020年2月以來，光是美國就有200萬名女性離開職場，而且就算疫情趨緩，也很可能無法重返職場，經濟學家稱她們為「失落的世代」。

早在疫情爆發之前，兼顧事業和家庭的職場媽媽就面臨種種困難。根據聯合國（UN）統計，全球的女性從事的無償家庭照顧工作，至少是男性的2.5倍，即使在雙薪家庭中，這個比例也沒有縮減。此外，性別薪資差異和社會安全網的疏漏，也讓職場媽媽們舉步維艱。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報導指出，美國是唯一缺乏「法定有薪產假和育嬰假」的已開發國家。同樣在美國，托嬰托兒服務價碼比大學學費還高，而女性的平均薪資只有男性的82%。非白人女性的薪資更低，黑人女性必須工作19個月，才能追上白人男性的年薪。

職場母親們常發現自己置身「媽媽罰款」（motherhood penalty）的系統性劣勢之中，她們被認為競爭力低，「錯過」加薪升職機會，和沒有孩子的女性也出現薪資差距。請假育嬰也影響女性的職涯與收入，平均而言，女性的退休金只有男性的70%。

前述僅只是疫情爆發之前的職場媽媽日常，而在武漢肺炎肆虐全球，各職業生態大幅改變的環境底下，職場媽媽們又面臨更艱鉅的挑戰。

有人在家工作，想要專注，卻被孩子的巴斯光年玩具攻擊。也有人和伴侶雙雙失業，沒有穩定收入，存款見底，只能倚靠信用卡應付日常支出。在這種非常時刻，選擇辭職來專心照顧孩子的家長們彷彿遭到「懲罰」，政府沒提供足夠資源，幫助他們支付房租，或者上網為孩子取得教學資源。

職場媽媽的事業隨時會消失

35歲的教育專家布萊儂（Meg Brannon）將母親受到的遭遇形容為「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這個詞彙的原意「在軍事行動中被誤殺的平民與財產」。

布萊儂以自己為例，表示她在成為媽媽的道路上遭遇許多困難：她是高風險孕婦，請了無薪的產假與育嬰假；分娩後，她為產後憂鬱症所苦，而且孩子早產，屬於特殊需求（special needs）幼兒，托兒費用比她的稅後收入還高。布萊儂失去加薪升職的機會，她與丈夫原本收入相仿，但他成為媽媽後，丈夫的收入變成她的兩倍。

這還只是在武漢肺炎疫情之前，一切正常運作之下的情形。疫情加倍打擊壓迫媽媽們的職涯，2020年美國有500萬女性丟了工作，而且回歸職場遙遙無期。人們可以期待疫病解藥，而照顧者的空缺永遠需要有人遞補。布萊儂認為，疫情下，母親們面對的職業困境，代表這個社會認為母親的職業生涯是額外的恩惠，遇到緊急狀況時隨時可以撤回。

經濟負擔加重 難以照料自己

46歲的佛斯特（Opal Foster）是平面設計師，獨自扶養特殊需求的兒子。她說她的生活是勉強維持平衡的紙牌屋，而疫情是加諸其上的重擔。她必須照顧家人，負責兒子的學習並陪他玩耍，失去照看自己的時間，也無暇顧及消失的線下社交活動。而疫情中的經濟負擔也持續升級，佛斯特的兼職薪水和接案報酬無法平衡支出，很多時候她必須擲硬幣決定先繳清哪些帳單。

35歲的凱利根（Caitlin Kerrigan）在產業管理公司工作。在她的工作團隊裡，正好有一位單身女性。疫情爆發後凱利根的公司決定讓員工在宅出勤，她工作時還須分神照顧家人，導致效率低落，同事則表現優異，9月凱利根因為工作表現被裁員。

求職時凱利根並未隱瞞身孕，也坦言計畫請八週產假，這讓她至今還未找到新工作。其實凱利根很樂意當全職媽媽或改為兼職工作，但家人需要她的薪水。凱利根表示，儘管她身兼工作與母職，卻從未在這兩方面感受到支持或安全感。 （相關報導： 後新冠時代》當大疫封城，家務多是女生做　英國慈善機構警告：性平之路仍漫長 ｜ 更多文章 ）

35歲的藝術行動者（artivist）惠妮（Lauryn Whitney）也是一名母親，她在2020年體認到自我照顧（self-care）不是奢侈，而是必需。母親總是獨自承受重擔，卻很少出聲紓發。惠妮希望人們可以多關心身邊的媽媽們，問她們的夢想，看看自己能提供什麼協助，幫忙她們抓緊當下成就自己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