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參加了南部某私立大學的共識營活動，一整天的活動行程只見一個討論議題──招生，彷彿辦學者認為現今的大學內涵只剩下招生工作。但最令筆者感到驚訝的是，該所私立大學才在一個多月前（2020年12月16日），被教育部查出外籍學生超時打工，而被重處停招1年且列入觀察學校名單（未來將不定期接受教育部的突擊式檢查辦學內容）。可是，面對此一重大打擊，該校主政者除了撤除幾位基層職員，和非相關業務的主管外，似乎也沒有反省長期以來自身辦學理念的偏差心態，反而更變本加厲地將教育部的查核壓力加諸於全校教職員身上。整個外籍學生超時打工的事件過程，筆者看到的是傳統華人文化中對於行政倫理與政治責任的扭曲與迷思。
細說從頭。該私立大學的11名越南籍學生在校方安排下至中部某知名飯店超時打工，本因私下暗中進行的違法情事，卻因與其導師安排的參訪活動衝堂（導師知曉後向校方反應，但學生反遭校方威脅：若不配合打工恐拿不到畢業證書）而曝光，然後被校內1位知名教授作為吹哨者而揭露於媒體。教育部快速調查並作出懲處：證實學生超時打工，且學校未善盡督導、協助責任，故110學年度境外招生將先停招，並要求校方提出具體改善報告、追究相關主管人員責任。
在此事件之後，該私立大學有3件事值得注意：1是校內氛圍低迷，甚至有許多教職員對該事件的吹哨者彌漫著不滿的情緒，認為外籍學生打黑工除校內師生知曉外，又何必向教育部打小報告，最後竟惹出這麼重大的懲處案來．讓全校師生蒙受重大的損失；2是行政決策者的處置方式，又是基層教職員，或不相關的主管背黑鍋，彷彿這一切都是執行者的錯，不關當初決策者的事；3就是校方開始加強對校內諸般事務的管控，以求更嚴密地防堵校內不法情事的外洩。
從事件後這3方面的現象看來，雖然或許有很多人會說這些都是很正常的反應，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但讓筆者真正關注的是：這極可能是華人文化中長期以來對行政倫理的誤解與迷思，才會讓社會大眾對這樣的現象見怪不怪。
華人文化對行政倫理的誤解與迷思
首先，我們會注意到在華人文化的社會裡，對於主管上司錯誤決策所帶來的惡果，常常是由下屬或基層人員扛起責任，而非當初下決定的主管負責。這時通常也會伴隨著出現一些戲劇化的情節，例如稍有良心的主管就像黑道大哥對背罪入獄的小弟說「我會照顧你的家人」一樣，會對扛下責任的下屬說：「我會找機會再讓你復職」，或者「我會補償你的損失」之類的話，不過黑心一點的主管大概就不會管下屬的死活了。有趣的是，不論這主管有良心與否，這些背鍋的下屬竟都無一人會或敢出面揪出真正該負責的主管，這大概就是我們長期以來對行政倫理的扭曲與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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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行政倫理的迷思，更常見的還有：長官的一個命令，不論它有多麼離奇或不合理，下屬都會認為「使命必達」才是對長官負責的表現（如果後來果然出了問題，就又回到下屬背黑鍋的情況了）。令筆者困惑的是：為何所有行政人員對行政倫理的認知，都是下屬要對長官負責，而不是對自己的職務負責呢？試想：如果長官下達一個命令，從自己的職務看來是不合理甚至是違法的命令，多數行政人員為何都會服從這個命令呢？更何況如果後來果然出問題，最後背鍋負責的人還是執行這個命令的自己啊！（你見過哪一個長官這時候會出面承認自己錯誤的？）著名的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又稱權力服從研究，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面對權威者下達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量到底有多少），不就是在講這個道理嗎？為何都過了60年了，這種盲目的行政服從仍舊存在呢？在台灣眾多的政治醜聞事件中，這類「棄車保帥」的案件難道還少見嗎？
其次，就是對吹哨者的管控手段了。上述的行政服從，當然並非百分之百地適用於所有行政人員，偶爾還是會有幾個不服從權威的異議份子，甚至可能出現對外透露違法情事的吹哨者。這時，身為主管的長官及其共犯結構的同儕們，就會形成一個嚴密的防護網絡，防止這樣的吹哨者出現。在政治圈裡不是有個不成文的荒謬法則嗎？那就是「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解決那個提出問題的人」。
以上述這個私立大學為例，爆發外籍學生超時打工事件前，這所大學就以嚴密的教師評鑑與人事法規為手段，管控著所有教職員工的教學、研究與服務績效；事件爆發後，這所私立大學則開始著手規劃更嚴格的教師評鑑辦法。就以其中一條未來可能通過的修訂法條來說，它明載：教師評鑑程序為基本門檻指標及量化指標，教師均須先通過「教學」、「研究及產學」、「輔導及服務」等3大項目之基本門檻，始得進入量化之評量，而量化指標總成績達70分為「通過」，否則評鑑為「未通過」。其中的量化指標部份本就以「多如牛毛」著稱，如今的門檻指標更加入如「必須擔任行政主管或副主管」，或「擔任校級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為必要條件，其管控教師行為的意圖明顯。
教師評鑑的真正目的？
其實筆者曾不止一次與該校校長談過治校理念。校長就曾經明白地告訴我，教師評鑑的功能有2：1是藉此要求老師們配合學校各項行政措施及提供各類計畫所需之成果；2是未來少子化勢必減少教師員額，教師評鑑的結果可以作為不續聘或解聘老師的依據。看出來了嗎？原來該校教師評鑑的真正目的，並不是在於評選教師的良莠，而是在於作為控制配合與減少員額的手段。更重要的是，馴化大學教師們為了評鑑合格而服從聽話，如此一來，不僅不會出現吹哨者這類的告密者，甚至還能形成所有老師彼此牽制的自我監控機制。
對此，筆者曾撰文＜從世新大學教師評鑑新制談台灣高教的評鑑、迷思＞，說明台灣高等教育中各私校是如何刻意誤用教師評鑑制度；也在＜謝青龍的最後開學日：教師評鑑制度下的悲鳴＞闡述自身對抗學校不合理教師評鑑的「公民不服從」過程。現在，我願再次地重申：作為學術自主與自由的大學教育，實在不應該進行教師評鑑，如同中正大學謝世民教授所說的「一個大學要出大師，就必須要容忍有混蛋的存在」，想要用教師評鑑標準化所有的教師品質，只會讓台灣的高等教育趨向於平庸化而已；但是，如若不得已而必須進行教師評鑑，至少也應該符合評鑑的基本精神，真正能評選出優秀的好老師及該被淘汰的壞老師；但現在的情況卻是各大學把學校所有想要的資料與配合事項，全部列入教師評鑑的內容，然後要求教師們配合做事，完全失去學術自由的精神；最糟糕的情況是，以教師評鑑為手段來剷除異己，對於那些不服從命令的異議份子或吹哨者，量身制訂一套讓他們不及格的評鑑標準，然後再以評鑑不合格為由予以不續聘或解聘，進而達到殺雞儆猴的作用，讓全校教師全面噤聲與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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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人會說：高教少子化實屬不可抗拒的現實，未來高等教育也真的不再需要過多的師資，難道各大學（尤其是財務吃緊的私立大學）都要負起為教師們養老的義務嗎？如果最終必須裁減師資員額，除了運用教師評鑑作為篩選機制外，難道還有更公平的方式嗎？
關於少子化之後的教師員額減少問題，筆者倒也不是完全不食人間煙火的理想主義者，我認為任何有良心的辦學者，都應該開誠佈公地與校內所有教師商議解決方案，才是真正的大學自治與民主共議。其中最有可能達成共識的方案，大概就是在公保與私校退撫之外，再由私校董事會提撥一筆優厚的退休金，讓這些貢獻一生心力的教師們，可以在晚年衣食不虞匱乏的情況下退休；最差的方案，至少也必須是符合教育部規劃的資遣方案，即年資每滿1年即給付半個月全薪，最多給付6個月全薪作為資遣費；最惡劣的方案則是，學校利用教師評鑑為手段，制訂1套嚴密控制的高門檻標準，在不花半毛錢的前提下，用嚴苛的評鑑標準將教師污名化為「不合格」，然後堂而皇之地把老師解聘或不續聘。
以上，本文從1所私立大學的外籍學生黑工事件談起，內容涉及該校主政者的後續處理方式與校內多數老師的面對心態，筆者以為這恰巧符合了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以學術為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 1917）及《以政治為志業》（Politik als Beruf, 1919）這2場演講的內容。前者是當代的大學教師應以為銘的志向；後者則適為大學主政者為戒的指引。
何謂「以學術為志業」？韋伯認為：有志於學術的學者必須明白其雙重任務──研究和教學，而這兩者卻是完全不相容的，必須心無旁騖地沉潛並堅守嚴格的專業標準，永無止境地在學術上追求進步。百年前的韋伯就已經為現代學者擘畫出一個以學術為志業的圖像，難道台灣高等教育的諸多學者前輩們及大學校園裡的教授老師們，您們在這片少子化浪潮的生存競爭中，已經忘記了身為學術人以學術為志業的理念了嗎？
再者，何謂「以政治為志業」？韋伯分析「為」政治而活，和「靠」政治而活的不同，他認為想要從事政治、以政治為業的人，必須意識到他將會跟潛伏在其中的魔鬼勢力同夥。而投身於此，需要具備何種先決條件與特質？道德跟政治之間，又是什麼樣的關係？因此，他主張從政者要具備3種關鍵性特質：熱情、責任感、洞察力。面對道德難題並承擔後果、避免空談，且虛榮心是投身政治者最大的死敵。這是韋伯早就告誡從政者必須思考與面對的難題，如今台灣各大學的主政者，您們還記得當初辦學的初衷與理想嗎？還是你們早就迷失在權力的春藥而無法自拔了？
華人行政倫理的迷思，在於錯誤曲解了不同階層專業性之間的從屬關係，以為階層之間只有上下階級的權力控制，忘了不同階層都有專屬於它的專業與判斷，而當不同階層之間的專業與判斷產生衝突時，一味地要求弱勢的一方識時務地屈服於強勢的另一方（通常是要求學術要為政治服務）。但是，我們聽見韋伯百年前的呼喊了嗎？他告訴我們這是2種不同的志業──當政治迷失之際，學術亦當堅守專業、追求進步；而當學術紛雜無序之時，政治也該承擔起面對困境的挑戰與責任。這才是當代高等教育真正需要的「學術vs.行政」的倫理思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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