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街友悲歌：遭異性騷擾、石頭及鞭炮襲擊，還要躲避政府驅趕

受新冠疫情持續升溫影響，日本兼職女性的失業率、自殺率大幅上升，甚至有不少走投無路的女性露宿街頭，因此衍生出不少襲擊事件。像是位於澀谷區的幡谷公車站，就在去年11月發生64歲的女街友大林三佐子，遭附近酒店的男性職員毆打致死的案件，引起街友及女權團體不滿，發起追悼及抗議。其中參與追悼、化名山野惠美的38歲女性，接受《每日新聞》的採訪，娓娓道出女街友所面臨的窘境。

山野惠美2005年從關東地區某所大學畢業後，相繼與5間以上人才派遣公司簽約，靠著臨時打工維持生計。談到為何選擇兼職而非一般公司正職，山野表示，她是「就職冰河期」的最後一代（指日本社會就業極為困難的時期，主要是泡沫經濟破滅後的1993年至2005年畢業的大學生，及雷曼兄弟事件後2010年至2013年的畢業生），從十幾歲起就看到許多人拼了命才找到工作，最後還是因各種因素而辭職，讓她對進入公司工作不抱太大期望。加上考慮到自身心理狀況不是很穩定，比起一直待在同一個職場，兼職工作或許比較適合自己，故決定過著打零工的生活。

打零工的日子持續約5年後，山野因要照顧住在關東地區其他縣的祖父母，而暫時放下手邊的工作。不料等到半年後，她準備在2011年的夏天回歸工作時，卻發現日本政府已在2010年決議通過《勞動者派遣法》修正案，禁止單日及雇期不滿1個月的兼職契約，讓即將邁入30歲大關的山野十分錯愕。等同失業的山野在無奈之下，只好暫時寄住在另一名也失業的朋友家。

但因朋友失業無法收留自己太久，加上311東日本大地震才剛發生沒多久，日本經濟、民眾心理狀態都不佳，讓情緒本來就比較不穩定的山野倍感壓力，因此失去找工作的動力。出身單親的山野，在無法投靠同為兼差工作的母親的情況下，雖曾考慮申請生活保護補助，但因當時社會對於申請補助的人抨擊不斷，加上要申請相關補助，必須要提出詳細成長經歷，且之後的生活也會一直受到管控，讓她心生抗拒，最後決定放棄申請。

開始街友生活

無處可去的山野，最後在2011年的秋天透過朋友，在東京都內的河岸邊開始「生活」，利用從商店等地收集的廢棄材料、紙箱，及在百元商店購買的釘子、封箱膠帶，打造勉強能容納一人的小屋。小屋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除有卡式爐及鍋子外，還備有即食白飯、咖哩等微波食品，只要簡單加熱就能填飽肚子；廁所及生活用水則全靠單車車程約3分鐘的公共廁所及洗手台。

工作方面除打打零工外，山野還會撿附近的飲料罐賣錢，回憶起那段露宿生活，山野透露自己當時並沒有覺得生活很「悲慘」，認為比起寄住朋友家，靠自己賺的錢生活更有實感。並稱過去租屋時，往往得為了生活費拼命工作，就算碰上黑心公司，為了生活也只能咬牙忍耐，進而讓黑心公司「活」得更久。與此相對，露宿生活只要賺夠最低開銷就好，讓她感覺自己可以從「血汗工作」中解脫。 （相關報導： 日本貧民悲歌：新冠肆虐下，窮得繳不起房租電話費！女遊民大增，許多人帶寵物露宿街頭 ｜ 更多文章 ）

難以迴避的「騷擾」

然而，露宿生活並不總是事事順遂，除季節轉變的天氣變化，常讓山野必須在炎熱的夏天改到網咖生活外，在收集飲料罐時，她也常碰到居民叫她不要拿走飲料罐，或跟其他街友「搶地盤」的情形。不僅如此，山野還碰過高中生對著她的小屋放鞭炮，或有陌生人一直盯著小屋，在附近遊蕩，等到她真的受不了問對方「有什麼事？」時，遭對方惡言相向還向她吐口水的情形。

在這些「不請自來」的不速之客中，最令山野不舒服的就是來自男性的搭訕。她表示自己不論是走在街上、待在小屋時，都會有陌生男生向她搭話，表示會給她飲料罐賣錢，或是直接說要給她錢。

「在還沒開始露宿生活前，我從來沒有在街上被人搭訕或搭話過。所以當我以穿著簡陋、十分不起眼的外貌被搭訕時，我常會覺得那些人（指搭訕男性）的眼神不是覺得我很『漂亮』或『可愛』，而是覺得我是個窮女人，不管他們說什麼我都會照做。直到現在，只要想起那時候的經歷，我還是會覺得很噁心。」

「碰到有人搭話時，我雖然當下多半會禮貌地微笑回應，但隔天一定會盡量去不會再遇到對方的地方撿飲料罐。」「有些人可能會覺得，為什麼我不乾脆地直接冷處理或拒絕對方，但考慮到露宿在外，對方知道你住在哪裡，女性的力氣又不敵男性，就算遭到報復也沒有能力抵抗，所以即使我心裡十分不樂意，也只能假裝禮貌地微笑、委婉地拒絕對方。」

據厚勞省統計指出，日本2019年總計有約4555名露宿生活者，其中女性僅佔171人，為全體的4%。不僅女街友十分少見，就連負責「慈善廚房」的職員也多半是男性。山野表示，她曾聽說因女街友人數較少，故過去不少來支援的女性常會遭到男街友騷擾，導致女性職員不願意參加相關活動。

從街友生活畢業

除不時會發生的騷擾事件外，與行政人員的「搬遷攻防戰」也讓山野筋疲力盡，最終決定結束長達約5年的露宿生活。山野除在2015年找到月租25000日圓（約合新台幣6798元）的租屋外，還在徵才雜誌上找到領日薪的運輸業相關工作，每個月約有15萬日圓（約合新台幣4萬元）的收入。

原以為生活會就此好轉，不料受新冠疫情影響，原本預計會是搬家繁忙期的2至4月，突然工作量大減，直到5月底都沒有改善，最後在7月下旬的工作結束後，公司就再也沒有和山野聯絡。再度失業後，山野雖一度考慮重新開始露宿生活，但考慮到現今公共空間管理及規定，與2011年相比嚴格不少，不像過去可以住在公園、河邊，現在只要躺在長椅上睡覺，管理員看到監視器後很快就會來趕人。

與日俱增的「女街友襲擊事件」

除公共空間管理變嚴格外，女街友的人身安全也較過往危險，山野表示，除去年11月遭人毆打頭部致死的大林女士外，去年1月、3月也有女街友遭人殺害或毆打致死的案件。她認為這些案件不過是冰山一角，實際上還有更多遭民眾厭惡，甚至動手毆打的女街友。並稱大林女士的事件，讓她不禁想到自己將來上了年紀後，也有可能像大林女士一樣，獨自坐在公車站生活。

另一名成立女性露宿生活者團體「NORA」的女性也表示，她也曾在疫情規模擴大後，遭民眾丟石頭及鞭炮，表示許多因疫情失業的女性就算決定開始露宿生活，在街上搭帳篷、放睡袋或棉被，也很快就會遭到公園及道路的管理員撤除，有些甚至會直接沒收。為了要躲避管理員或政府人員，這些女性往往只能四處流浪，不但睡不好覺，還被社會孤立，無法得到應有的支援，呼籲政府在這種非常時期，不要再驅趕街上的街友。 （相關報導： 日本貧民悲歌：新冠肆虐下，窮得繳不起房租電話費！女遊民大增，許多人帶寵物露宿街頭 ｜ 更多文章 ）

女街友團體成員：上位者不改變態度，大眾也不會改變

針對大林女士案件，這名女性主張，透過這次的襲擊案件，可以充分看到政府人員對於「消除街友」的態度，認為這起案件並不全是加害者的問題，政府人員想要打造什麼樣的街道、以什麼族群為優先考量對象，都是造成這次事件的原因。同時表示在疫情爆發的非常時期，政府應保護處於弱勢的貧困人士，而非較富有的地主、老闆等，認為身為上位者的政府若不率先出面保護貧困人士，便無法改變大眾對於街友等弱勢族群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