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要征服波斯前，行經土耳其的安納托利亞時停了下來。因為他得知當地著名的「高登結」傳聞，誰打開這個難解的結，就是亞洲未來的征服者，但始終未有人達成。結果亞歷山大毫不思索拔出配劍斬斷環節，除展現個人的決斷特質，之後「高登結」更成了「使用魄力解決問題」的一種隱喻。
經歷2014年與2016年兩次重大敗選後，國民黨若想喚回基層群眾的支持，同時段扮演好在野黨角色，就必須進行結構性的改革才能解決目前諸多困境。國民黨的問題盤根錯節，要打開這個「高登結」可能有不同的方法與決心，在民主時代，寄希望於英雄的領導魄力有些不切實際，進行有意義的制度改革才是真正的利劍。
若從組織運作的觀點審視，關鍵就在於重新界定中常會的角色功能，同時必須清晰釐清主席與中常會之間的權責關係。直言之，民主政黨若無「權責分明」與「體現民意」的內涵，豈能有效回應社會輿論與基層民意的需要，扮演好在野黨的角色？
從組織意義來看，國民黨的主席與中常會雖然都有民意基礎，但卻未能相互扮演好「黨務行政」與「共議決策」的角色。簡言之，黨主席應在尊重中常會的「民意基礎」上專心領導黨務與選務的政治工作；中常會則應在充分體現多元群體與草根基層的聲音，讓黨的決策能夠接地氣通民情。
然而從直選以來，歷任黨主席不僅強勢領導也介入了中常會的運作，這不僅使主席陷入中常委的權力博奕從而失去高度，也使中常會成為消極抗拒或橡皮圖章的兩極化現象。就在這過程中，國民黨的黨務運作付出了「自我內耗」、「溝通成本」與「民意脫節」的代價，導致黨主席無法專注黨務，中常會難以反應民情的後果。
這也是國民黨失去政權的關鍵因素。因此，惟有落實主席/黨務行政與中常會/匯集民意兩大功能，才能讓黨中央的政治效能最大化，同時解決效率與代表性的兩難，「高登結」自然迎刃而解。
為了達到此目標，中常會的權力來源應該徹底落實「由下而上」的獨立運作，而非成為黨中央「由上而下」指派或妥協下的產物。換言之，中常委的產生應該來自具有代表性的群眾與社會團體，以表其多元草根的特性，去除形式化、酬庸化與形式化的色彩。
因此，主席應在中常會的運作維持中性與中立角色，不僅使其專注黨務與選務工作的實質領導，並得以徹底體現中常會「決策」與「議政」的功能。
就制度層面應擴大中常委的參與層面，特別是讓立院黨團與執政縣市首長擁有直接參與席次。此外，並不得在中常會之上另立任何形式「太上中常會」的機制凌駕其功能。直言之，主席在中常會召開之際扮演主持會議與維護程序之角色，其他職權回歸中央委員會之職責，徹底落實「權責分明」的精神。
釐清了主席與中常會的職責後，由於中常委不再是橡皮圖章或是政治議價的掮客，其獨立性有助於落實「實質代表」的內涵。此外，中常委的代表性除有「草根基層」的期望角色，競選的競爭機制將扮演制度上的推力；簡言之，中常委的選舉應以「每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制度取代現有的複數投票的作法，並建立黨內嚴格初選監理與防弊機制，以杜絕各種變相賄選現象。如此，基層的聲音得以由下而上得到真實的匯集，國民黨在聆聽各方民意之際，才能進行有意義的政治人才甄拔與培養。
在黨主席選舉時，本人曾與多名黨內青壯派立委發表聯合聲明表示：政黨存在的意義除了價值的建立，說服人民授權執政、施展抱負更是終極之目標。若要執政，須以回應民意係為墊石、以黨務革新係為工具、以提攜人才係為骨幹、以國家願景係為全貌，4者缺1不可，方可重新黨務再造與革新。
只有賦予中常會真實「草根民意」與「實質代表」的功能，才能在黨主席的領導下，逐步落實回應民意、人才甄拔、政策討論、在野監督的作用，重新找回國民黨在民主政治中的角色與定位。
如何打開高登結考驗國民黨員的決心，為與不為，只在一念之間。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吳敦義治下的國民黨還有話語權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立法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