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和平交接是美國自建國以來延續至今從未間斷的傳統，這成為了美式民主的一大閃光點，被前總統雷根稱為「奇蹟」。
這一傳統是否會在2020年這場異常激烈、狀況迭出的大選中遭遇不測？兩位總統候選人在最近幾個月的競選活動中，對是否接受選舉結果的答覆和表述，催化了相關的討論。
川普總統多次在記者的追問下未對權力和平交接做出明確承諾，而是將話題轉向選舉公正性的問題。在9月29日的首場總統辯論上，主持人華萊士問川普總統：「你是否能承諾，不會在選舉結果獲得獨立的認證之前宣布自己是獲勝者？」川普總統回答：「如果這是一場公平的選舉，我百分之百支持它。但如果我看到成千上萬的選票被操縱，我不能同意。」
在民主黨一方，拜登10月10日在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場競選活動上表示，他輸掉選舉的唯一可能就是對方在投票站「耍詐」。他隨後向記者澄清，自己並不是在暗示會拒絕接受選舉結果。不過，民主黨中另一位重量級人物——前國務卿、2016年民主黨總統提名人希拉蕊今年8月在接受採訪時曾建議拜登「無論如何都不要承認敗選」。
雙方的言論引發一些人擔憂：今年的大選，是否會出現一方以「選舉不公」為由，拒絕接受選舉結果的局面？
分析人士普遍認為，如果11月3日投票站關閉之後的計票結果顯示一方以壓倒性優勢大勝，則敗選方提出異議的可能性相對較小。但如果初步的計票結果顯示雙方差距不大，則出現選舉爭議的可能性就會隨之增加。
2020年大選的特殊性使問題變得更為複雜：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預計今年以郵寄投票的方式投票的人數將創歷史新高。大量郵寄的選票會在11月3日投票站關閉之後才開始清點，而隨著這些選票被計入總數，即時的選舉結果或將發生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曾暫時領先而後卻落敗的一方就更有動力對這些郵寄投票的合法性發起挑戰；此外，受郵寄投票因素的影響，今年最終的計票結果可能會比往年出爐得晚。等待的時間越長，中間發生變故和爭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再者，郵寄投票這種模式對很多選民和選舉組織者來說都相對陌生，在郵寄空白選票、填寫選票、回收選票、清點選票各個環節難免有規則模糊之處，在實際操作中也存在錯漏的可能。這些都可能成為爭議的來源。
卓克索大學政治學教授羅森堡（William Rosenberg）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如果普選票、選舉人票或者州代表票數很接近的話，我們會面臨一個真正的憲政危機。 」
憲法為權力和平交接打下堅實基礎
不過，雙方陣營對選舉結果有爭議，並不意味著權力的和平交接（這其中也包括權力的和平延續）就會因此破裂。在美國歷史上，選舉爭議多次發生，但最終均以權力和平交接作終——這首先得益於美國憲法打下的堅實基礎。
憲法對選舉日期、選舉流程、「選舉人團制度」和選舉人的派選方法、何種情況下總統應由眾議院投票決定，等等問題都有清晰的規定。
在憲法的基礎上，美國之後又頒布了一系列跟選舉相關的法律法規。但制度的完善是一個漸進式過程，即便是在選舉制度不夠完善的時候，憲法的原則依舊是確保權力和平交接的「定海神針」。
比如在1800年的選舉中，由於當時憲法條款中的一個缺陷，再加上操作紕漏，導致民主共和黨領袖傑佛遜雖然擊敗了聯邦黨的亞當斯，卻和他自己的競選夥伴伯爾獲得了一樣的選舉人票數，必須由眾議院投票決定誰來擔任總統。結果，眾議院投票陷入僵局，進行了35輪之後仍未能選出總統。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選舉也並未演變成暴力或騷亂，而是繼續在憲法的原則下堅持走程序，直到眾議院在第36輪的投票中選出了傑佛遜。這次危機之後，國會通過了憲法第十二條修正案，進一步完善了選舉機制。
此外，憲法在規定選舉程序時還有一項基本原則就是尊重州權和聯邦制，並且注重分權，所以將很多製定選舉規則的權力以及管理選舉過程的權力給了各州。這使得任何想要左右選舉的人都無法僅憑與少數聯邦官員串謀便能得逞，他還要面對全美國的眾多地方官員的阻力。這極大地削弱了當權者阻止權力和平交接的能力。
埃默里大學憲法學教授夏皮羅（Robert Schapiro）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各州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為防止總統試圖利用聯邦權力來繼續執政提供了另一層保障。」
司法獨立為政治爭端提供了解決機制
權力和平交接還得益於美國的司法獨立為政治爭端提供了解決機制。對選舉結果有質疑的一方最有可能採取的舉措就是訴諸法律。比如，他們可以提起訴訟，要求法院判決某些選票無效，或者要求重新計票。川普總統曾表示，今年有關於選舉的官司有可能會一路打到最高法院。
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小布希和高爾對具有決定性的佛羅里達州的計票結果產生爭議，官司從州法院打到最高法院，最終最高法院做出有利於小布希的判決，鎖定了小布希的勝局。
這裡需要特別提到的是：當時高爾的支持者曾鼓勵他拒絕接受最高法院的判決，繼續抗爭，但高爾卻表示，「為了民族的團結和民主的力量」，他雖然完全不同意高院的裁決，但決定接受，承認敗選。
社會共識在歷史的重重考驗中形成
高爾的風度正體現著權力和平交接得以在美國延續的另一大原因——從政治精英到普通民眾「選擇」堅守憲法、「選擇」信任民主程序、「選擇」為了民主根基和國家團結而妥協。
1797年3月4日，亞當斯在當時的美國首都費城宣誓就職，從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手中接過了總統大位。就職典禮結束後，眾人預備離場，亞當斯請華盛頓先行。這時，擁有極高聲望卻主動選擇不再連任的開國元勳華盛頓停住了腳步，讓到一邊，示意亞當斯先走。華盛頓說，這一刻，美國總統已然是亞當斯了，而自己只是一名普通公民。最終，亞當斯領頭走出了會場，身後是他的競選對手傑佛遜，最後是華盛頓。這一幕成為了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一步——沒有伴隨著暴力，權力在兩個普通公民中間和平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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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24年的大選中，軍事將領安德魯・傑克遜在普選票數上超過了他的兩個主要對手——約翰・昆西・亞當斯和參議員亨利・克萊。但是沒有人在選舉人票數上佔絕對多數，所以要由眾議院決定總統人選。最終眾議院投票選出了亞當斯，而非傑克遜。儘管傑克遜譴責這是亞當斯和克萊之間「可恥的分贓」，但並沒有選擇發動軍事政變推翻選舉結果，而是選擇了等候四年。他寫道：「如果我成為總統，這必須是人民的自由選擇——那時我可以說，我是這個國家的總統，我的行為符合這一角色。」四年後，傑克遜在大選中以壓倒性優勢贏得了總統之位。
1876年的大選或許是美國歷史上爭議最大的一次。民主黨的蒂爾登在普選票數上贏過了共和黨的海斯，但只獲得了184張選舉人票，差一票未能達到勝選所需的185張選舉人票。海斯則獲得了165張選舉人票。此時有4個州共20張選舉人票出現爭議，懸而未決。這20張選舉人票的歸屬將直接決定誰會成為總統。最終總統和國會任命了一個由兩黨參眾議員和大法官組成的選舉委員會來裁決這20張選舉人票的歸屬，而裁決結果是海斯獲勝。面對失敗，民主黨人考慮推翻選舉程序，但蒂爾登最終選擇了承認敗選，以兩黨達成的「1877妥協」化解了權力和平交接的危機。
在1960年的大選中，民主黨參議員甘迺迪和共和黨籍的副總統尼克森在普選票數上相差無幾，最終甘迺迪以303票對219票的選舉人票優勢贏得了選舉。選舉日過後，謠言很快傳開，說伊利諾州和德克薩斯州的投票被甘迺迪的人操縱了。尼克森的支持者敦促他對選舉結果提出質疑。但尼克森選擇了和平讓步，他對一位朋友說：「我們的國家承受不起憲法危機帶來的痛苦。」
「權力和平交接」這一概念在歷史的實踐中經受住重重考驗，逐漸成為了一種深入人心的社會共識和堅定傳統。
在川普總統拒絕對權力和平交接做出明確承諾之後，多位他本黨的參眾議員站出來批評了他的言論。由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還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重申將致力於實現權力和平交接。
埃默里大學憲法學教授夏皮羅對美國之音說：「憲法裡有清晰的語言規定了權力傳承的制度，而且我們有一個長期的傳統，也就是和平讓位，哪怕選出的是你的死敵。這兩者結合，為權力和平交接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軍隊的非政治性是一道重要屏障
也有分析人士擔憂，在矛盾激烈、兩極化嚴重的政治環境中，一場充滿爭議的選舉會將美國帶入暴力衝突、軍隊介入的「致暗時刻」。不過，在美國法律和傳統之下，軍隊的「非政治性」大大降低了這一幕出現的可能。
美國在1878年通過的《民兵團法》（Posse Comitatus Act），明確禁止聯邦政府把軍隊用於在美國國內執法，這也就限制了總統或其他人動用軍隊干預選舉的能力。
不過，《叛亂法》（Insurrection Act）授權總統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部署軍隊以恢復國內的法律和秩序。因此曾有評論人士認為，如果發生選舉糾紛，川普總統或會動用《叛亂法》，派遣軍隊震懾反對力量。
另有評論人士指出，拜登曾在6月份的一次採訪中被問到：「如果川普敗選，但是拒絕離開白宮，怎麼辦？」拜登回答說，他對於許多軍事將領站出來批評川普的言行感到驕傲，「我絕對相信，他們會迅速將他護送出白宮。」
這些評論立刻遭到了軍方的駁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上將8月在給國會的一封信中明確闡述了五角大廈的立場，堅定表示軍方不會參與選舉糾紛的解決。
「美國的憲法和法律以及各州制定了選舉程序和解決對選舉結果的爭議的程序，我不認為美國軍方是這個過程的一部分，」米利在信中說，」如果在選舉的某些方面發生爭議，根據法律，這是美國法院和美國國會要解決的，而不是美國軍方。」
除此之外，五角大廈發言人、美國海軍上尉德沃特（Brook DeWalt）在9月24日表示：「國防部在選舉後的權力交接中不扮演任何角色。」
憲法根基、司法獨立、社會共識和信念傳統使得權力和平交接在美國經受住了兩百多年的重重考驗。如今，考驗還在繼續。愛德森教授認為，最關鍵的是選民要積極投票，用選票做出明確的選擇。他對美國之音說：「對於權力和平交接的最大保障，是每一個人都信任這套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