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經濟學人」係以創新浪潮來因應氣候變遷為結論。例如，IEA指出所需能源系統投資高達1.2兆美元，相當於提高現有投資的60%，然則究竟是哪一些科技、哪一些企業是合適的受益者，則在某程度上有賴管制、補貼及定價之正確模式了。
台灣不應台灣不應自外於氣候變遷戰場或自綠色新政的使命退卻！
綜上，我們看到全球面臨的問題與台灣看到的並無二致，但各國仍在為落實巴黎協定之目標付出程度不一的貢獻；當然，我們也都看到各國不同的戰略思維。準此，我們期待政府不應以零和的態度來看待氣候政策與經濟政策，更不希望政府劃地自限的誤以為企業當然抗拒氣候政策、拒絕碳定價，相對的，我們希望政府認真了解當前企業對於氣候風險已具備的認知、對於控制風險或承擔風險的對策及需要政府協助之處，更期待政府儘速活化綠色金融2.0版，加速企業引進創新科技降低減碳成本與氣候風險；並掌握創新、創收之機會。
其次，台灣迫切需要建立綠色振興的決策體系，並應慎重考慮加速環境資源部的設立，以完善我國氣候政策的權責組織，並真正發揮廣為國際肯定之「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之綜整效用。一如前述「經濟學人」的分析，能源轉型是核心、碳定價為關鍵、企業轉型因應氣候風險已成必要、訴訟將成為壓力、創新科技與投資是首要解方；此外，人口結構的改變也將逐漸變更並填補跨世代正義的落差。
對於台灣主政者而言，在美中兩國的夾擊下，不論是中方由政黨主導，或是美方由市場推動，兩者的減碳績效均日益顯現，而再生能源的發展亦然。準此，對於台灣的出口導向經濟結構而言，能不謹慎面對未來向兩國扮演國際產業供應鏈角色時，將被要求承擔的碳足跡削減責任嗎？以目前發展狀況言，主要是以美國業者要求的綠色供應為主，然則隨中國提出的減碳承諾日見具體，台商將承擔的綠化產業鏈義務，亦屬不言可喻。此外，歐洲已然具體規畫的邊境碳（關）稅，以及美國總統候選人拜登於競選政策中明示的類似措施，更是會直接影響台灣國際貿易競爭力的貿易限制。對於迄未見碳定價與去化石燃料決心的台灣而言，真能挺過2030的巴黎協定的遵約要求？還是我們會失落在2035年世代交替的洪流中呢？
面對這些「經濟學人」深刻的氣候變遷分析，我們誠懇的呼籲，台灣不應自外於氣候變遷的戰場，更不應自綠色新政的使命中退卻！
＊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