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新器官捐贈法開啟了民主與生命倫理的新境界：從個人主義的人權與自主 到利他主義的族群利益與互信
英國，這個保護個人基本權的發源地、維護人性尊嚴與自決權傳統之生命倫理源起地，竟然通過了以擬制同意（deemed consent）為基礎的器官捐贈法（Organ Donation Act）。所謂的擬制，在此係指「將某事物視同其屬於其他事物」（To treat （something） as if it were really something else）[1]之意思；也就是說，依據該法，迨至2020年起，全體英國公民，除符合三種除外（即18歲以下、死亡前欠缺了解制度變更之意義、死亡前未能在英國居住滿12個月），或已先行登出（op-out）捐贈計畫者外，不問其是否曾經表示同意，均將自動被視為同意參與器官捐贈。相信這個發展將在全球引發高度之爭議，畢竟它碰觸到了人權與人性尊嚴最根本的核心價值，而進一步細究其制度設計，其實仍然牢牢的扣緊了人權與倫理的核心—人之自決權（autonomy）。
自二次大戰以來，人類記取了不應濫用醫學科學來踐踏人權的深刻教訓，早在《紐倫堡守則》（Nuremberg Code）便揭示了一組人體試驗準則，嚴格制約像納粹於戰時對人類進行的不人道醫學人體實驗。至於世界醫師協會（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WMA）更於1964年通過《赫爾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這個醫學倫理學宣言發展成為醫學用於人類的核心倫理價值規範，更是醫生誓約不可或缺的承諾。這其中，隨之衍伸的「告知後同意」法則（informed consent），便明白要求，凡病患或人體試驗中之受試者，均享有有說「不」的選擇或權利。且原則上，這種表彰自決權之同意是不可被代行或代為，也不能被推定（presumed）的，更何況此次英國器捐法用的是擬制。
然仔細審視英國推動此修法的邏輯，顯然透過成功的規劃，擺脫了口舌之爭，容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鑑之處。首先，個人對於其身體所擁有的自決權，固然體現於不能容許他人代行或代為支配個人身體之原則上，然則當民意調查顯示，雖有80%的英國公民支持器官捐贈，但卻僅有30%的人真正完成器官捐贈之登記時，顯示如何協助英國公民體現其良知與利他之心，並用以解決人體器官嚴重缺乏之現實問題，才是國家應有的積極作為，也才是能兼顧個別、分配與集體正義之決策。
其次，透過立法來落實其政策，則意在踐履民主社會應有之理性作為，而將各種與器官捐贈相關之主客觀量化與質性分析結果，透過代議政治，設計出一套能連結利他主義與維繫人民生存需求之捐贈措施，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全體英國公民行使自決權之集體（collective）表現。 （相關報導： 他們要在喪鐘響起前，與死神做最後交易！公視再推醫療劇《生死接線員》揭器捐協調師秘辛 ｜ 更多文章 ）
然則，倫理的最高指導原則之一，仍應在於不可藉由任何公益或社會價值，來強迫個人犧牲其利益或放棄自決權。故此，在法制化的過程中，政府便必須同時承擔強化專業護理師之培訓，以及建立完善諮詢體系，並協助不能理解新制者登出（op-out）的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