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行動主義的訴訟亦擴及政府及其決策者，例如，在去年12月，荷蘭最高法院史前無例的要求政府，在2020年以前，應減少以1990年排碳為基礎的1/4排放。稍後在今年2月，英國亦有法院表示，英國政府擴建希斯洛（Heathrow）機場的計劃違法，因未將國家減碳承諾納入考慮。像這類的案件是否會在台灣發生，確實值得重視，以英國個案為例，不論按依法行政所要求之正當程序來看，或是更具體的探討政策決定過程是否涉及擅斷；抑或提升到更高層級的國家氣候政策如何？是否有減碳的政策基礎？這些都必須在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中有所著墨，否則，同樣可能在未來涉訟。目前我國在進行環評時，已有將氣候變遷納入考慮之實務，然則在現有的法定國家階段減碳管制目標尚未臻明確時，將調適部分納入，或尚能符合環境永續之基本原理，然則賦與國人義務的減碳，宜否在已有溫管法，但欠缺有法制基礎的管制目標時，原則性將之納入環評，便不無疑義。簡單的說，法律訴訟會是雙面刃，但隨訴訟威脅增加，一方面企業應注意風險，另一方面，政府也應注意法制基礎的完善。
氣候正義離我們還有多遠？
回到訴訟所賴的根本科學問題，也就是「歸責」之可能，「經濟學人」指出，目前已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投入情境模擬，試圖比較有無氣候暖化對世界的影響；此外，訴訟多樣化的發展，更將快速的引領更多訴訟的發生；例如，即將在今年11月於澳洲法院進行審理的案件，已進一步涉及退休基金的投入，其中所設爭議，乃是否應妥善保護存戶規避氣候風險的曝險？這個案件的審理結果將攸關退休基金應否納入氣候風險的管理，也更將反映出氣候風險已不單是威脅到化石燃料的使用企業，更影響到了每一個人的安全。在台灣，在維穩股市之同時，俗稱的四大基金，亦有和上述澳洲涉訟之退休基金一樣的屬性者，那麼，除了既有的企業社會責任(CSR)、生態與社會治理（ESG）作業評估指標，我們該要求他們從事進一步的入市氣候風險評估嗎？簡言之，隨科學研究的進展，以及訴訟態樣的多元化，企業家與執政者均應更積極的將氣候訴訟風險納入檢視了。
氣候正義（Climate Justice）存在嗎？這是許多公民團體的疑惑，隨最近一些法官的公開陳述，似乎我們看到了一些線索；例如，「經濟學人」舉例；一位英國高院法官Lord Sales便主張；「過往一間公司的財務成就與環保表現的二分法已然瓦解」，而這個觀點有也得到澳洲法官的認同。顯然在極端保守的司法體系，拯救地球的思惟已悄悄的進入其中。這也是另一個大家必須注意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