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人歐陽娜娜和張韶涵將出席中共「十一國慶」晚會，前者與陸港藝人「齊聲」開唱「我的祖國」，後者則唱抗疫歌曲「守護」，對此，文化部回應指，人民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與大陸人民、法人、團體從事政治性內容的合作行為；陸委會則揚言調查，若違法最重可處新台幣五十萬元。聲言「一把掃帚也要（與中共）拚到底」的行政院長含蓄但堅定強調，「在台灣享受自由民主、健保資源，身為公眾人物卻到中國唱不適當的歌，國人自有公評。」
蘇揆只要不發脾氣說話點到為止，大抵不會犯錯，要不要討論如何討論則見仁見智，但不論如何評價，「國人自有公評」不會有錯，台灣做為民主社會，但凡公眾人物的言行舉止，隨時隨地都得面對「公評」，而所謂的「公眾人物」範圍亦愈來愈寬，除了服公職者，從商界董事長、演藝圈名人、乃到網路大腕（網紅），無一不是「可受公評」的對象，從這個角度出發，演藝人員在彼岸或此岸開展演藝事業，有他們利害考量後的自主選擇權，當然，就得接受兩岸觀眾或好或惡的公評。但若論及公權力「查處」或「開罰」，那就得依法論法；而享受健保資源，絕對不是開罰的依據，畢竟她們即使長年旅居大陸，只有年年月月繳費，才可能擁有健保卡。
持平而論，「十一建政」是中共的慶典，却是中華民國的「國恥日」，因為這一天，中華民國徹徹底底成為當年蔣介石痛澈心扉的「亡國政府」，也成為獨派人士看不起的「流亡政府」；做為中華民國國民，要不要普天同慶我們自己的「雙十國慶」，基本沒人理會，遑論政治干預，但若在「中華民國傷心日」跑對對岸大唱「我的祖國」，的確極傷國民感情，然而，情感上的傷害，是否足以構成「法辦」，頗值得商榷。
兩岸分治三十八年，兩岸交流三十三年，分治的三十八年，誰膽敢參與十一國慶，就不必再想回到台灣，甚至人在台灣誰膽敢「默默慶祝」，若被舉報，十有八九就成了「白色恐怖受難者」；交流的三十三年，參與「十一國慶」的台灣人，也不在少數，包括民進黨人或其支持者，但只要低調不聲張，沒有人會因此「犯事」，遑論入罪，因為民主後的台灣，廢止刑法一百條，強調的是保障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用最簡單的話說，除非有叛國事實，「愛國與否」不能成為「犯罪要件」，在這個基礎上，才會有《白色恐怖補償條例》，甚至迄今還要「促進轉型正義」。
歐陽娜娜和張韶涵與陸港藝人同聲開唱，有各種可能性，第一，她們的演藝事業早就以大陸為重心，開唱純粹為商業考量；第二，因為事業以大陸為主，所以根本沒有「祖國認同」的障礙，但這不表示她們不愛台灣；第三，她們沒有「祖國認同」障礙，但也可能真的不大愛台灣了。但不論三種輕重不同的情狀，哪一點違了台灣的法律？
台灣、中華民國做為「二戰遺緒」，不但處於特殊的國際情境，更處於特殊的歷史情境，而且兩者都還是「現在進行式」，台灣或兩岸的歷史進程都還在動態演進之中，不論此刻台灣想望的未來是統是獨，以此刻之好惡決斷民眾行止之是非，就可能犯下威權時期的錯誤；台灣四百年史，從荷治、清治、日治、到中華民國治，都不乏「祖國認同」在中國、「心向中原」的台灣人，否則抗日時期不會有這麼多台灣人投身抗戰（雖然更多被徵召為台籍日本兵）；民主台灣最重要的法律釋放，就是廢除思想犯、言論犯，蔡英文總統在第一任聲言，「沒有人要為自己的認同道歉」，固然是為了聲援被迫公開表態「我是中國人」的（韓團）周子瑜，從反向來看，若因此懲罰認為自己「也是中國人」，豈不打臉蔡英文的承諾，何況不論「我是台灣人」和「也是中國人」之間的歷年民調起伏，仍有不小的比例認同「也是中國人」。
歐陽娜娜和張韶涵也的眾怒，只在那首歌「我的祖國」太刺眼，中國人和政權可以不畫上等號，「祖國」則有文化意涵也有政治意涵，即使如此，威權時代還是有無數文化人把「鄉愁」寄託於對岸，從黨國大老到一般台灣人，視中國為「祖國」則所在多有，他們心中的「祖國」和共產黨可能有關係，更大多數是沒有丁點干係。如果民進黨認為「轉型正義」為是，那就不宜動輒大張羅織之法網。 （相關報導： 陸委會擬查赴央視晚會台藝人 李貴敏：當年阿妹事件鄭文燦「這麼說」 ｜ 更多文章 ）
歐陽娜娜和張韶涵是專心於演藝工作的人，和老拿台灣說事的黃安大不同，黃安都難罰，遑論其他。北京政權令人不耐的是，永遠政治凌駕一切，包括表演和藝術，台灣早就衝出政治網羅，才能很長一段時間引領亞洲戲劇電影潮流，這是民主自由激發的文化創意，蔡政府與其「盯緊監控」哪些藝人於「十一」在對岸開唱，不如用點心思如何讓更多人或更多元的聲音，在我們的「雙十國慶」獻聲。至於歐陽娜娜的爸爸、台北市議員歐陽龍，一碼歸一碼，能決定歐陽龍政壇去留的，只有台北市民，而非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