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9月1日率團訪問立法院，並於立法院議場發表演說。他引述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著名演講「我是一個柏林人」，稱他以同樣方式向台灣人民表示支持，接著更親口以中文講出「我是一個台灣人。」
這段歷史記憶在台灣政經中樞的重現又把人們帶回了那個三戰隨時可能降臨，全人類都面對核戰之冬可怕威脅的冷戰歐洲時期。1960年生現年60歲的韋德齊，雖然引用了甘迺迪著名演講「我是一個柏林人」，但是這對面對共產黨魔爪下鐵幕生活的椎心之痛，更多來自於他30歲以前被共黨統治的生活。比起西柏林所遭遇到的種種阻礙圍困，更令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感到痛心疾首的鐵幕下歷史記憶，毫無疑問的就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
1960年代中期，蘇聯史達林模式統治下導致的政治窒息經濟窮困，使捷克人民益發不滿，並且進一步上升成為執政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這在莫斯科第一時間沒有具體表帶的情況下，導致了捷克黨與國家領導人的更迭。1968年1月5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亞歷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亦有中譯杜北克）當選捷共第一書記。
杜布切克蓄謀已久的政治改革速度很快，當年4月，捷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行動綱領。在這份文件中，提出了「新型社會主義模式」，又稱為「富含人性的社會主義模式」。內容包括：修正共產黨的權利集中，恢復在過去大清洗中犧牲者的名譽，以聯邦制為原則解決「斯洛伐克問題」。在經濟上強調企業自身責任，引進市場機制，進行經濟改革。在政治上開放言論和藝術活動的自由，並且在外交上，在強調與蘇聯的同盟關係的同時，也通過引進科學技術強化與西方國家的經濟關係。
為了成功執行上述構想，捷克斯洛伐克黨政系統的各主要部門都由被杜布切克認可的改革派人士掌權。同時整個政府與社會在上述「行動綱領」的指引下，開始進行深入的改革運動。工會、青年組織、社會民主黨以及民間社會等非共產主義的政黨與團體開始積極活動，這就形成被後世稱為「布拉格之春」的壯闊民主運動。
但這種隱然含有反蘇聯史達林統治模式的改革，事實上不可避免的在其他蘇聯衛星國中極大可能會引起人民的羨慕與政府的擔憂。就在杜布切克上台後沒過幾天的1月中旬，布里茲涅夫訪問波蘭、東德兩國，兩國領袖都表示高度憂慮捷克政情的劇烈發展，認為「反社會主義」的影響將超越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境，會波及到蘇聯東歐集團全體，因此各國的共產黨體制的基礎將受到嚴重動搖。 （相關報導： 王宗偉觀點：武則天的新衣？該如何看待「首戰即決戰 美軍不會來」這兩句話？ ｜ 更多文章 ）
尤其在卡廷大屠殺後反蘇反共傳統頗深厚的波蘭民間社會，3月也發生了學生遊行，其中有人提出了「也給波蘭一個杜布切克」的口號，因此波共領袖對此更加擔心。在2月22日舉行的1948年革命紀念慶典上，布里茲涅夫等蘇東各國首腦紛紛出席，各國領導都切身感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氣氛，也注意到媒體上開始出現對共產黨直接的批評文章，於是對這場改革運動產生了強烈的憂慮，華約集團一股對捷共改革派極為不利的烏雲，開始籠罩著布拉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