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特攻隊的故事傳給下一代，該是他們最好的鎮魂歌」95歲日軍指令書寫員憶當年：當年我做的事，跟殺人沒什麼兩樣

「想到自己寫的指令一出，他們（特攻隊隊員）就要走上犧牲一途，我就覺得自己在做的事，跟殺人沒什麼兩樣。」適逢二戰結束75週年，曾於二戰時期在日軍司令部作戰室擔任「指令書寫員」，現年95歲的多胡恭太郎，於日前接受《朝日新聞》的專訪，娓娓道出自己從投入戰場，到擔任指令書寫員的故事。

日本特攻隊（全名特別攻擊隊）指的是二戰中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本陸海軍特別組成的一支隊伍，主要採自殺式攻擊，於1944年10月的菲律賓戰線首次出場。據日本特攻隊戰歿者慰靈顯彰會統計，特攻隊總計造成6418名士兵犧牲，且因飛行自殺攻擊死亡的士兵多達3903人，平均年齡在20歲上下。

「我覺得自己在做的事，跟殺人沒什麼兩樣」

「我每次寫下指令的時候，腦海中都會浮現隊員的臉。因為擔任的職務不同，所以我們很少有機會交談，偶爾在飛行場遇到時，他們會向我敬禮，所以我大概都知道他們長什麼樣子⋯⋯。在寫指令的時候，我常常都會重寫好幾遍，想到自己寫的指令一出，他們（特攻隊隊員）就要走上犧牲一途，我覺得自己在做的事，跟殺人沒什麼兩樣。在二戰時期，至少有20名隊員是由我經手派出的，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經歷。」

現年95歲的多胡出生於岡山縣津山市，在二戰期間投入戰場前，多胡原本就讀於關西學院高等商業學校（現關西學院大學），直到1943年秋天，才申請加入「特別操縱見習士官」第3期（簡稱特操，為二戰期間的1943年7月開始的特設制度，截至日本戰敗為止，總計開設4期，主要目的為於短時間內培育出能操縱飛機的飛行員）。

「當時我很驕傲，想著要守護爸媽和兄弟姐妹的性命，我雖然知道自己有可能會死，但沒想過是用犧牲自己擊墜敵軍飛機的死法。」1944年夏天，多胡進入陸軍飛行學校的下館教育隊（位於茨城縣筑西市），全國總計有約120名跟多胡同年的青年，在當地接受訓練，他們每天都要飛到高度約2千公尺的高處，鎖定用來練習的目標並緊急下降。

「直到我們開始接受這種『自殺訓練』，我們才意識到自己是所謂的『特攻兵』，很多人當時都很衝擊，覺得自己跟消耗品沒什麼兩樣，甚至還有人試圖透過吸入棉被的灰塵，讓自己得結核病自殺。」而後日本戰況逐漸失利，燃料開始短缺，多胡所屬的教育隊暫時停止訓練，並依高層指令遷移至當時石油資源較充足的新加坡，以在當年底重啟訓練。

不料在遷移途中，該教育隊的貨輪於台灣高雄遭敵方攻擊毀損，訓練計畫告吹，多胡因此轉到飛行場從事管理工作，並在不久後轉調至陸軍第九飛行團位於台灣宜蘭基地附近洞穴的司令部，擔任中樞「作戰室」的指令書寫員。多胡表示，他當時年僅19歲，「作戰室」工作主要是負責統整進攻計畫及書寫戰鬥指令。在書寫正式命令前，指令書寫員會拿到從大本營發出，經由飛行師團確認，以暗號撰寫成的原稿，其職責便是將暗號轉換為具體命令，再由特攻隊實施。

與死神擦肩而過

對於高層為何指派多胡擔任指令書寫員，他表示：「我只知道他們說我字寫得還算整齊，其他都不清楚。但聽到調職的命令，我心裡想說『終於得救了』。儘管在加入（特攻隊）以前已經就做好了覺悟，但真的要面對死亡，還是有點害怕。後來得知我本來預定要飛的地方，後來改由在台灣的夥伴去『送死』了，當下我感覺既抱歉又崩潰。」

在飛行師團的飛機因特攻自殺行動，減少至剩60架左右時，多胡始在洞穴中接獲終戰通知。「當時聽到終戰的通知，我心裡鬆了一口氣，終於不用再有夥伴去送死了。」而後多胡和其他士兵接獲命令，於洞穴前燒毀相關文書，並於二戰結束半年後回到自己的故鄉，從事醬油釀造、麵包店等小本生意。現在的多胡不僅育有3名子女，還有6名孫子和4名曾孫。 （相關報導： 原子彈逼迫日本投降，有必要嗎？（上）75年前，這位科學家說「數十萬、數百萬人的性命因此獲救」 ｜ 更多文章 ）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在戰爭結束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司令部的其他士兵巡視軍營時，等待進攻指令的隊員在營中唱著當時很流行的歌曲『森林小徑』（森の小径），我想他們大概是想暫時讓自己忘記對死亡的恐懼吧。」「他們每個人在死之前，都一直告訴自己『犧牲是為了守護國家和家人』，我認為將他們的存在告訴現在的世代，對他們的亡靈來說是最好的鎮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