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感染者上至政要名流，下至平頭百姓。說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似乎並不為過，但是，瘟疫待人並不公平。
居家令下，有人可以在自己的後花園曬太陽，逍遙自在；有人只能憋在狹小的公寓中透過玻璃數星星；
研究發現，丟工作的更多是年輕人和女性，疫情前他們的工資已經很低；病毒對少數族裔的傷害更嚴重；
對於靠計時薪酬維生的人來說，封鎖意味著可能無米下炊......
危機或許會讓窮人更窮，現實令人悲哀、但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不過，危機或許也會成為變革的契機。這也不是史上第一次。
在巴西，2008年的金融危機催生社保體制；在泰國，1990年代後期亞洲經濟衰退後開始提供覆蓋廣泛的醫療保險；再往前歷數，在美國，「大蕭條」是社會安全體制的前奏；在英國，二戰廢墟中誕生出全民醫保體系NHS。
危機可以讓一個社會成就從前無法想象的大事。新冠疫情會不會也讓我們做出一些能夠讓未來世界更公平的選擇和犧牲？幾個星期前，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在美國西雅圖一家小公司。
收入急劇縮水
整整5年前，美國信用卡支付公司「重力支付」的老闆普萊斯（Dan Price）給自己減薪百萬美元，保證員工最低年收入70000美元。
舉措相當成功，公司員工總數翻了一番，員工更幸福、更努力。他們可以買得起房子，生得起孩子，公司利潤一路飆升。然後，世界癱瘓了。
3月和普萊斯打視訊，他看上去非常憔悴，壓力太大。「我從來不犯頭痛腦熱什麼的，現在頭痛已經5個星期了。」
「重力支付」位於西雅圖，美國最先受疫情衝擊的城市之一。公司主要業務是幫助中小型企業處理付款業務，按比例收取代理費。他們的許多客戶都是酒吧、商店、咖啡館、餐館，受居家令衝擊最為嚴重。
普萊斯說，公司進帳從每月40億美元瞬間降到20億。「重力支付」最著名的特點是薪酬豐厚，所以公司的運營費用非常高。如果不採取行動，公司每月將流失150萬美元，幾個月可能就會滑到破產邊緣。
普萊斯很清楚，他不想炒員工魷魚，特別是現在，人們更加需要醫保等福利。但是他也很清楚，不想給那些已經在掙扎的客戶提價。他無所適從……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事超乎尋常。
人命與成長孰重孰輕
我們正在經歷的，或許是我們這代人一生中規模最大的社會實驗。伴隨著病毒蔓延，一個接一個的國家開始封鎖。讓經濟停擺，政府把國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比成長更重要的位置。
我們都希望封鎖不會持續太久，但是也有人希望，封鎖給我們留下的「遺產」不會瞬間即逝，其中包括世界銀行資深經濟學家、社會保護計劃研究員真蒂利尼（Ugo Gentilini）。
他還說，有些國家正在做更多努力，確保錢送入最需要的人手中。
摩洛哥和哥倫比亞發佈YouTube視訊，教授國人如何申請救濟；烏干達原本需要受訓後才能領到一小筆撥款的少女現在可以直接領取；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當局向50萬家庭發放現金，前提是保證社交疏離、不發生家庭暴力。
過去幾個星期內啟動的類似計劃數以百計，以上只是幾個例子。
真蒂利尼說，現在判斷這些計劃的效果還為時過早，但是他說，一旦建立起來，至少就有可能成為永久性的，他對此抱有希望。
討價還價的權力
「全球正義行動」社會和氣候正義活動人士古埃雷洛（Dorothy Guerrero）說，「身處眼下這樣的危機，呼籲推動小政府是瘋狂之舉。現在，政府應該有多大這個問題無處不在。」
雖然她非常擔憂封鎖對窮人的影響，但她也認為，瘟疫會給全球經濟的核心帶來挑戰。「從前我們被告知，一切都可以留給市場去搞定。市場會滿足供應，市場會調整控制，市場會解決問題。現在大多數國家的舉措不是市場的干預，而是政府干預。」
她還注意到，「無條件基本收入」（UBI）這個前不久還被視作極端激進的構想，現在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
就連教宗在復活節公開信中都「插手」了。教宗寫到，「或許，此刻是個考慮全民基本收入的時機，以承認你們高尚又不可取代的任務並賦予尊嚴；好能確保並創造一個富有人情味又符合基督信仰的現實：每個勞工的權益都獲得保障。」
古埃雷洛說，從前那些被看作「低技能」的工作，比如快遞員、搬運工、摘果蔬的臨時工，現在對保證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這也是「正能量」。她說，「在意大利，工人要求長工資、要求有更完善的個人保護。這不應該是慈善問題。」
「我是菲律賓人，我知道，許多菲律賓護士已經去世了。這將推動更多人提出工資、保護要求。」
研究顯示，西班牙流感帶來的恰好正是這個效應——瘟疫把更多的討價還價的權利從老闆手中轉移到工人手中。有些僱主認為，這不是問題。
自願、匿名減薪
3月底，普萊斯把召集員工到Zoom開會，討論公司的前景。他帶來的全是壞消息。
銷售部的斯皮爾斯（Jared Spears）是與會的200名員工之一。「大概3個星期了，我們只能等著船沉。」要開會了，他心中充滿不安。「我和10來個人私信：就這麼完了？」
普萊斯把問題擺上桌面：公司進帳中150萬美元的這個大洞怎麼填？他說他不想解僱任何人、也不想給客戶漲價，大多數員工都同意。
有人建議強制減薪，但也有人說這樣做不公平。公司員工形形色色，有的人伴侶剛剛丟了工作，有人是單親父母。後來，員工一直達成協議：自願、匿名減薪。
普萊斯說，一些員工的誠實令他感動不已。「有位紳士說，嘿，我老婆掙錢很多，我現在其實不需要領薪水。」參與視訊會議的有些人聞言咯咯笑了出來。「聽到有人當眾說出這種話，確實挺好笑的。」
但是，節省的開支超過了原定計劃，公司還要把有些人再找回來問能不能少減點薪？普萊斯說，「不到兩個星期，開支就減了100萬美元，真讓我大吃一驚。」
但是，斯皮爾斯並不吃驚，對他來說，時機確實不太好，家裏剛添了小寶寶，太太不能工作。但是兩口子商定，減薪20%可以承受。
他並不覺得自己做的事是英雄行為。「我並不認為我們公司有什麼超常之處，我們這裏的200來人並不比競爭對手公司的人更利他，關鍵是要和員工商量。」
但是，這不是常態的經商之道。大多數CEO學習的經商之道是，遇到蕭條衰退，第一件事就是裁員。但是斯皮爾斯說，如果重視員工的價值，他們反倒可能成為你的救星。
「這是一個重要時刻」
在普萊斯的推特頻道上，他幾乎每天都在批評億萬富翁，最近他的一些怒火集中在美國政府最近公布的救助計劃/。他說，那是以小企業為代價支持大企業。
在爭取平等和公平的活動人士看來，各國政府今後幾個月、幾年之內的舉措至關重要。政府將決定，是由富人、窮人還是中產來為衰退買單。
英國國王大學發展經濟學家薩姆納（Andrew Sumner）說，可能走向兩個極端中的一個。他認為，或許有些國家會更看重共同利益，錢更多的人或許也願意交更多的稅；或許，世界將分裂成對立的兩個陣營。
經濟人文學家希克爾（Jason Hickel）認為，事實上，這取決於如何應對危機、政治反應如何。我們需要經濟為我們做成兩件事：人類福祉和生態穩定。如果做不到，我們需要反問，那意義何在？
她說，阿姆斯特丹將不再把經濟成長作為衡量繁榮的尺度。相反，他們將衡量阿姆斯特丹人的成長、發展狀況。她說，主流政壇從來沒有人提出過這樣的建議，「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