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許多地方已經逐漸可以控制，解封的氛圍漸濃，人們脫下口罩走出自宅，理髮，洗牙，探親，餐敘，很自然的回到幾個月前的日常。但並不是所有事情都這麼單純，最複雜的恐怕是全球化下的產業，從抗疫期間大量訂單出不了貨，到搶先復工卻又等不到訂單，使得中美貿易戰開打後已經開始的供應鏈重組，更要加速進行，很少國家能置身事外。全球化的發展不一定中止，但分工必然會走到新的方向。
斷鏈的重接，在有的領域則是順勢走向多元，網路社會的描繪很早就提到在家辦公、在家學習，實際上是到了疫情爆發不得不上場，才首次有機會全面實踐，結果顯示原有的顧慮大多可以克服，不少產業已經決定解封後仍開放工作場所的選擇，教育供需的重新鏈接可能也將更接近雙向的「因材施教」，夫子自道風格的老師是最佳的直播主，沒有現場互動能力者則請不要再浪費教室的空間。
當然還有一些領域，人們開始深思回復原狀的意義，比如環境，連恆河都可以變得如此清澈，生態的加害者已無所遁形─就是漫不經心的你和我，人們也更能感受大自然生命力的旺盛，而很難無動於衷，因此在重接斷鏈時，應該會比較認真的思考去做一些必要的修正吧。
原來被寄望可以起到守望相助作用的區域組織，面對瘟疫的考驗，幾乎繳了白卷，歐盟無疑是最大的失望。義大利人看到比歐洲大一倍的中國可以如此理所當然的調動人物力資源，在最短時間內堵截病毒，而同為民主國家的盟友，連一部救護車都叫不動，痛定思痛之下，可能會重啟歐洲化的思考，回到15年前本來要跨出、卻被幾個國家公民投票阻擋的一大步。國際組織也需要貫徹實質的普遍性原則，像世衛那樣功能性的重要組織為什麼不能以世貿的方式組成，這可是多少生命代價買到的教訓。
即使歐洲超國家化的路還很遙遠，傳統民主國家省視抗疫的慘痛經驗，一般觀察也認為將會向大政府調整。然而如果我們再深入比較研究大大小小的緊急法制，應該不難發現，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政府權力的大小，而在傳統分權的共同瓶頸。簡單的說，就是網路社會帶動的民粹反智，不論採何種分權體制，程度不一的都因此降低了決策和執行的能力。疫情提供的試劑是，凡能給專業最大決策權的體制，如兩岸的中國、德國，疫政都最成功，反之，政治明顯凌駕專業的美國，則嚐到最苦澀的結果。2015年法國權威民調機構 Ifop就曾針對「深度改革應該交給民選政治人物還是非民選的專家」進行民調，贊成後者的比例竟高達三分之二，嚇壞了篤信民主的法國人。我們可以確定的說，民主分權未必要做根本的改變，但無論如何必須提高的是專業在決策中的位置。
非民主國家又如何呢？對於毅然走向市場經濟卻始終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國大陸，我們可以因其「轉身不易」而給予一定的同情理解，其現代化模式如今又在炫目的基礎建設以外，就防疫的效率繳出亮眼的成績單─就鑑別度而言他們的考卷比起我們顯然還要高出很多。但僅從方方日記在抗疫期間得到的、特別是知識份子的高度迴響，已足顯示大陸人民即使還可以忍受一黨專政，但專政的政黨仍須滿足人民對於言論自由、透明決策和有責必究的基本要求，這層基本關係的斷鏈，恐怕已不是表揚李文亮醫師，或者發動網民圍剿方方就可以修復。所以我不認為歐美喧騰的、在國際法上明顯站不住腳的求償行動，有何實質意義，中共政府真正不能迴避的，還是從十八大宣示深化改革以來，迄無進展的政治改革。
最後不能不談一下2016年以後兩岸的斷鏈。新冠病毒在武漢首爆，本來是自然重接的契機。結果我們政府不僅沒有善用，連外國人都看出來我們藉機切斷後路的政治圖謀，黨政高層的許多說法和做法，好像都以為鴻鵠將至。兩岸到底還回不回得去，是走向最能得到大陸中產階級共鳴的「更好中國」競爭模式，還是走向擺明和14億人對抗的「獨立臺灣」模式，就看兩星期後蔡總統就職講什麼了。 （相關報導： 張倩燁專欄：後疫情時代的社會心理危機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政治大學講座教授、前司法院大法官並任副院長。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