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防疫，政府應有足夠的政策工具，但其權力如何行使，才能滿足法治國家的要求？英國《新冠條例》在授權措施的態樣、國家緊急權力的性質與節制，都值得台灣借鏡。
隨著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不斷加劇，政府宣布禁止醫護、高中以下師生出國等措施。由於牽涉人身與移動自由的限制，且帶有罰則，引發社會對其法源依據、授權範圍是否明確的討論。
緊急權力行使如何符合法治要求
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三月十九日表示，禁止出國措施為防疫所需要，其法源依據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特別條例》）第七條，因為這條例已獲立法授權，不需要動用憲法層級的緊急命令。
至於第七條之授權是否過於空泛，羅秉成認為：「疫情瞬息萬變，法律不可能完整列舉所有的應變措施。」他同時認為，第七條屬於「避免緊急危難，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之授權，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因此引用第七條所為措施「合法也合憲」。
台灣《特別條例》第七條授權指揮中心指揮官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羅秉成提到的《災害防救法》與《傳染病防治法》的授權，也同樣沒有涵蓋禁止出國的行動自由限制，因此需要《特別條例》第七條加以補充。
但第七條不但授權過於空泛，該權力之行使應受怎樣的監督也不清楚。絕大多數人都支持在疫情嚴峻下，要給政府應有的政策工具與必要權力；問題是，這樣的權力該如何行使，才能滿足法治國家的要求？為因應瞬息萬變的疫情，授權應變措施的法律是否必然空泛？
英國政府為因應新冠疫情，於十九日公布《新冠病毒條例草案》（Coronavirus Bill）。這項立法在授權措施的態樣、國家緊急權力的性質、其行使之控制與退場等層面，都值得台灣借鏡。
英國《新冠條例》的立法文書中表明，條例之授權屬於緊急因應性質。面對大流行的威脅，國家必須整合各界資源，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緊急時刻需要強力措施才足以保護人民。
法案內建對緊急權力的節制
《新冠條例》立法文書亦不忘表明，訴諸緊急權力是例外狀況。這例外性表現在幾個面向：
一、此條例的授權是面向未來的：政府諮詢首席醫療官（Chief Medical Officer）與衛福部門後，判斷疫情已對大眾健康構成緊急威脅，且條例中的措施能有效預防或延緩病毒散播時，始可實施；
二、緊急措施屬特別措施，政府必須視情況，於不同地區、在不同時點實施；
三、緊急措施有退場機制，含有效期至多兩年的日落條款，並得延長六個月；個別措施若不再必要，政府應暫停其實施，並得於再度需要時重啟。
英國《新冠條例》內建對緊急權力的節制。這是為了法治的要求：為了因應疫情，國家必須迅速地採取強力的措施；同時，節制的機制始能適度監督這些措施的必要性與合比例性，確保政府對人民負責。
以第二十節對可能受感染者施加的強制隔離與檢疫而言，公衛官員、警察或入出境移民官員只有在合理懷疑其受感染，且措施對其利益、保護他人或公眾健康所必要時，始得施以合比例的措施。 （相關報導： 風評：武漢解封後的「包機」和隔離後的「遠距教學」 ｜ 更多文章 ）
可採行的措施包括令其移至指定處所、接受採檢、由合格醫事人員採集其生物樣本、交代旅遊史等。等待醫事人員採檢的時間，警察可將人留置二十四小時，得延長二十四小時；移民官員可將人留置三小時，得延長九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