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上演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是選舉制度改變以來的第一次，意義重大。根據香港基本法第45條與68條，特首與立法會普選是一個參酌實際情況與循序漸進原則的努力目標。這與回歸後香港感受的政治現實相比，仍只是一個長期目標。關鍵在於北京不可能完全對香港追求高度自治的政治進程放手不管。這裡面除了中國大陸複雜的內部政治因素之外，也需要衡量國際局勢與地緣政治。中國在融入國際政經體系時必須要有緩衝區。從《中英聯合聲明》與《香港基本法》中的許多設計，都可以看出這份用心。所謂「五十年不變」本來就是不可能的，當初北京在實力不足時，不想讓境外勢力透過香港對中國搞和平演變，又要回收香港主權，因此必須在「漸變」與「劇變」之間尋求妥協。
香港對中國政府最大的價值，就是香港是在中國人統治範圍內依循英美普通法等國際標準運作的自由貿易港與全球金融中心。一百多年來積累的厚實基礎以及巨大的制度紅利，促使北京領導人不該、不能也不會讓短期政治紛擾損害長期利益。緩衝區是雙向的，當香港公民追求建立一個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問責制度時，必然會對內地建立公民社會的嘗試起示範作用。示範要有作用，脫離政治現實是不可能的。
當前中國面臨內外交逼的困局，期望北京立刻允諾普選，甚至期望香港人相信北京的允諾是真誠的，難度很高，但不失為一個持續努力的目標。對香港、中國、乃至亞洲與世界而言，維持香港在全球經貿體系的獨特地位，利益極大。這些利益是否能讓更多公眾參與分配，或是分配方式是否能夠公平合理到讓民眾有誘因不訴諸激烈的政治手段，香港與北京顯然面對了一份未完成的答卷。離2047年還有30年，這門測驗還沒到收卷的時候，大家應該更有耐心，從容應試。
2014年發生的「雨傘革命」、占中事件，甚至2016年初旺角騷亂，突顯了香港社會近年來關於認同的撕裂，歷史上香港一直是許多國際勢力在華管理殖民利權的前哨站，也是許多國家級情報機關交鋒的前線。解放軍自己提出了「超限戰」的概念，面對大規模群眾示威時，不可能不感到疑懼且嚴加戒備，某些過激手段也讓香港人反感，例如「銅鑼灣書店」之類的「跨境執法」事件。考慮到中共政權的實力，跨境執法本來就是「不為也，非不能也」。這些事件若放到中國大陸的政治權鬥脈絡當中理解，可以推測北京領導人感受的「國安威脅」有多大。一個有趣的思想實驗是：如果某個美國政府視為國安威脅的敏感人士在上海被美國特務帶走，國際主流媒體的報導批判視角將會如何轉換？ （相關報導： 香港特首選舉辯論 港媒「即時事實查核」戳穿謊言 ｜ 更多文章 ）
從中英談判之後到佔領中環之前，香港人經歷了數次身份認同的轉換，每次轉換都含有針對中國大陸崛起的反思，也有針對香港本土既得利益團體的反抗。如果把香港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抹去，香港能否有今日的榮景以及相應的「富貴病」，非常耐人尋味。對香港的80後與90後而言，面對高不可攀的房價與發展受限的本土經濟結構，用中華民族認同包裹的經濟發展主義政治訴求，已經不具足夠的吸引力。這並不表示這類上溯鴉片戰爭的政治訴求是錯的，而是要香港新生代接受這套論述，又心甘情願地接受各種既得利益，還要面對來自內地滔滔不絕的競爭，傳統天朝招安套路與威權統治彈壓只會造成反效果。香港人過去因為經濟成就而自然產生的優越感，已經在大陸綜合國力的衝擊下成為了幽微的失落感，近年來更惡化成對中國大陸人事物的抗拒與敵視。這種逆反心理與集體鄉愁，是政經轉型陣痛期中的必經的副作用。時間會沖刷一切，更全面細膩的溝通與理解非常重要，北京與香港的精英階級責無旁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