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2014年6月3日的內閣會議上，決定發表2014年版《兒童與青年白皮書》，2014年版《兒童與青年白皮書》是一本包括年輕人生活意識調查的特集。在2013年11～12月，日本政府在日本、美國、韓國、英國、德國、法國、瑞典7個國家，通過網絡以1000名13～29歲的青少年男女為對象進行調查。在問及「你覺得自己的將來前途光明嗎」這個問題時，回答「前途是光明的」、「總體來說還是光明的」日本青少年停留在61.6%，在被調查的7個國家中最低，而其他6個國家在82.4～91.1%之間；在回答﹂你是否認為自己40歲時會成為幸福的人」這個問題時，日本人的肯定回答為61.6%，最低，而其他6個國家在82.4～91.1%之間；在回答「你對自己是否滿意」和「你是否認為自己有優點？」這兩個問題時，日本年輕人也最低。《兒童與青年白皮書》認為：日本的年輕人對自己的將來是十分悲觀的。
日本厚生勞動省2014年7月以20～89歲男女為對象開展的一項健康意識相關調查結果顯示，相較老年人，年輕一代「幸福度」較低。
在回答自己有多幸福時，10分為滿分，平均分為6.38分。按年齡來分，65歲以上為6.92分，而40～64歲為6.25分，20～39歲為6.03分，年紀越輕分數越低。
為什麼日本的年輕人沒有足夠的幸福感？為什麼日本的年輕人對將來如此失望？其社會與文化的根源是什麼？十分值得深思。
在日本現存的金融資產1500兆日元中，其中60歲以上的佔有60%，50多歲的擁有22.4%；這樣，50歲以上的人佔有的金融資產達到82.4%。另一方面，20-30歲的人僅僅0.3%。
日本是一個特別優待老人的社會，比如一個到了退休年齡的部長級國家公務員，可以拿到約1億日元的退職金，還可以每個月拿到優越於普通人的退休金，並由於其曾在政府擔任要職，可以疏通各種關係，因此一般都可以再就職，再拿一筆不亞於現職時代的非常豐厚的工資，日本人將此叫做「下凡」。其他國家公務員，也會由於精通政官兩界的關係，經常會受到准國家企業或民間企業的聘用，而國立大學的退休教授，一般都可以在私立大學再就職，有一技之長的民間企業的人退休後，也很容易再就職，拿到比較優厚的退職、退休金和優厚的新的工資，而隨著日本平均壽命的不斷增長，大量重要的職位被老年人佔據，財富也漸漸集中到了老年人的手裡，使年輕人無法對自己的前途樂觀。據日本有關方面統計，截至到2013年12月，按年齡層計算的完全失業率（有工作的願望但是不能找到工作的人）中，年輕人比例偏高，15～24歲為5.9%；25～34歲為4.7%；35～44歲為3.6%；45～54歲為3.0%；55～64為3.2%；65歲以上為2.1%。
日本《讀賣新聞》在2012年3月面向20-30歲的人做了一項有關社會保障的網絡抽樣調查，調查對象為住在日本的男女約400人。回答者的職業為:有正式職業者39%；合同工、臨時工等非正式被僱用者23%；自營、經營者5%；專職主婦15%；學生12%；無業6%。
在回答「你是否覺得日本的保險制度是可以信賴的」的這個問題時，僅有18%的人認為「可以信賴」。對於「你對將來領取養老保險是否存在不安」這個問題，有高達98%的人回答「有」，而在回答「是否感到你們與現在領取養老金的高齡者之間存在著不公平」，有高達80%的人回答「存在」，特別是在現在付「厚生年金」（民間企業的醫療、養老保險）的有正式職業者與合同工、派遣職工中，回答「存在」的高達85%。
日本年輕人的貧窮，也是造成日本社會最大的社會問題---「少子高齡化」的重要原因。
「少子高齡化」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就是未婚者大量增加。其實結婚的日本夫婦的「夫婦完結出生兒數（婚姻持續時間15--19年的夫婦的生子數）」近年來沒有怎樣降低，1972年的第6次調查為一對夫妻2．2人，以後的30年基本持平；2009年下降至2.09人，下降的幅度並不大。而不結婚人數的增加速度，卻比「夫婦完結出生兒數」的下降快得多。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調查，1955年，日本男女的終生不婚率僅在1-2%左右，80年代以後逐漸上升，2005年男子終生不婚率達15．4%；女子達6．8%。到了2010年，男子上升到15．96；女子上升到7.25%，而今後還將繼續增長。
育齡青年的不婚，當然與多種社會因素相關，但是年輕人無力負擔昂貴的子女養育費和教育費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據日本內閣府2014年所進行的《結婚與建立家庭調查》，儘管接受調查的未婚者中有接近90%想結婚，但是在現實的日本社會中，仍然是每5個男子中有一個，每10個女子中有一個終生不結婚。調查還顯示：20歲至40歲的非正式僱用男子的成婚率為6.7%；正式被僱用者為25.8%；20歲至40歲的非正式僱用的女子成婚率為25.8%；正式被僱用者為28.2%；而日本NISSEI基礎研究所的調查顯示：30-34歲的被正式僱用的男子平均年收入為404.6萬日元；非正式僱用的男子僅為251.4萬日元，這樣的收入去掉稅金等僅能養活自己一個人，建立家庭簡直就是一種奢侈的夢想，而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統計，非正式僱用者的數字正在逐年上升，1988年為755萬人，到2013年，已達1906萬人。
日本社會的集團構成，用著名文化人類學家中根千枝的話來說，是一種「縱式社會」，是嚴格的上下主從關係，這種上下主從關係多層次地重迭而成整個社會階層的結構。在傳統的日本集團結構中，一個人進入日本集團後，要想達到一定的階層，只有通過自己的頂頭上司的青睞與提拔才可能實現。不允許年輕人「橫空出世」，一夜暴富更不符合日本社會與經濟的風土與習慣，中根千枝認為︰由於這種主從關係的嚴格，在日本的宗教團體和學術團體中，弟子是不能批駁師長的學說和觀點的，在大多的場合只有消化與繼承的份。
不僅在集團內部，在社會上也是如此。比如日本的大雜誌一般都不採用作者自己投來的稿件，而是約有名人的稿子。想要成為作家的人，不能通過向多家雜誌投稿的途徑成為作家，成為作家的基本方式，是參加「文學界新人獎」等著名文學獎項的募集，得獎之後才能有雜誌等向你約稿，就是說，在日本，你要想成為作家，首先需要一些權威人士--也就是評選委員們的點頭認可，你這個未經加工的「圓木」，如果不從中規中矩的權威的「方孔」中鑽過去，你出人頭地的願望基本上是一種幻想。當然你也可以去自費出版你的作品，但是由於日本大多相信權威，你自費出版的作品難以產生認同和影響，很容易出現「你可以自由地寫作和出版，但就是沒有人來看你寫的究竟是什麼」的現象。
一些不能適應日本這一文化風土的年輕人，在日本社會會碰得頭破血流。
如小泉純一郎任首相後，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打破各種限制，鼓勵年輕人創業，鼓勵優勝劣汰，他造成了日本社會貧富差別、首都圈與地方差別擴大，也造就了一批一攫千金、一夜暴富的具有前瞻性的人物和企業。如原「活力門」的總裁堀江貴文和原村上基金總裁村上世彰就是典型。
堀江貴文是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中發達起來的，他和另一個同樣在虛擬世界成長起來的「股神」村上世彰聯袂演出了收買富士電視台的母公司日本放送股票的大戲，震動了日本乃至世界。他的出現極大地鼓舞了許多在嚴格的序列社會中絕無出頭之日的年輕人，許多年輕人，包括「御宅族」在內，似乎找到了方向，他們把堀江貴文和村上世彰當做「聖人」來崇拜，也有許多年輕人倣傚他們走上了「起業」的道路。
但是堀江貴文的做法，不符合日本的集團原則，按照日本「序列意識」，日本對一個從低層做起，到了一定年齡家財萬貫的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像村上世彰和堀江貴文這樣玩玩股票、動動鼠標的年輕人一夜暴富，又在日本社會「橫空出世」，產生巨大的社會影響的人是無法接受的，日本人多數認為靠不斷的辛苦流汗，長年奮鬥得來財富才是正道，而把憑聰明點子和投機而一夜暴富視為歪門邪道。而代表「霞關官僚街整體意志」的檢察機關，以「微罪重罰」的方式，逮捕了受到小泉盛讚的堀江貴文和村上世彰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弄潮兒和幸運兒。
堀江貴文由於「粉飾決算」，「欺騙股民」，被捕，而村上世彰被檢方指控為「內線交易」被捕。檢方認為：2005年2月，活力門公司對握有富士電視台大量股份的NBS公司實施閃電併購，在二級市場上進行「時間外交易」，僅半個小時就搶下NBS公司35%股票，最終迫使富士電視台以高價回購NBS股票。村上基金早在2004年11月8日，在與活力門公司幹部的會談中，得到活力門欲取NBS5%以上股票的消息，並在這場閃電併購實施前的2004年11月9日到2005年1月26日之間，斥資99億5000萬日元，購入約193萬股NBS股票。在活力門大戰富士電視台，使股價飆升之時，村上又把NBS股票拋出，獲得30億日元利益。這種行為違反了日本《證券交易法》中禁止內線交易的規定。
當然，對他們的定罪是否妥當要有法律家來判斷，但據媒體報導，檢察方面逮捕村上世彰也頗費了一番心思。日本《證券交易法》167條規定，在知道了有人要公開買進或中止買進上市企業的股票的未公開消息後，在消息公佈之前購入該企業股票，才算內線交易。活力門購買日本放送股票是在正常交易時間之外，是否算公開買進很難說。最後東京地檢特搜部和證券交易等監視委員會一起，將活力門購買日本放送的股票定為「准公開買進」，才算在法律上擺平，以此種方式追究內線交易，在日本尚屬首次。檢察機關無法容忍這種不苦做，不流汗而一夜暴富的行為，因為這種行為不符合日本的文化風土。「檢察官們相信，對於抱有與額頭上淌著汗水勞動掙錢的國民異質的堀江式價值觀的人的斷罪，是為了國家」（日本作家佐藤優語）。
而在中國的集團構造中，上下前後的序列關係是有彈性的、有限界的，在傳統的中國集團中，「長幼之序」或者一定社會地位的順序雖然作為一種明確的禮節被遵守，但由於個人的實力和功績，這種序列是可以變化的。比如說，中國古代從隋朝開始有科舉制，它容許有實力的俊才突破嚴整的序列脫穎而出，儘管科舉制有種種弊病，但在長期以來，它對中國優秀文化的發揚與繼承的作用無疑是巨大的。在中國的宗教與學術集團中，甚至地位神聖的活佛等，也會從他的上座上走下來，和他的弟子們一起平等地爭論宗教問題，而日本古代從自身的特點出發，沒有吸收中國的科舉制制度.。
這也使我想起80年代末期，我在中國時，向當時影響力很大的雜誌《讀書》投稿，儘管當時我還是一個「小青年」，一個學生，沒有得過任何獎，幾乎也沒發表過什麼文章，但是第一篇給《讀書》投稿就被採用，當時的趙麗雅編輯還給還我寫了鼓勵的信件，如今回想起來，我周圍的許多朋友，都是從投稿開始走上文壇，他們現在有的成了中國文壇的名人，這也使我深感中日文化「似而不同」的性格。
工作和生活不穩定，使日本的年輕人多為生存奔忙，也使他們大多失去了對政治的關係與興趣，從在2012年年末進行的日本眾議院議員總選舉的投票率來看，20～24歲為35.30%；25～29歲為40.25%；30～34歲為47.07%；35～39歲為52.64%；40～44歲為56.69%；45～49歲為62.47%；50～54歲為66.68%；55～59歲為69.27%；60～64歲為73.17%；65～69歲為77.15%；70～74歲為76.46%；75～79歳歲為71.02%。
另外，在日本，還有一個特殊的政治文化現象，就是相同的一張選票，所代表的權利的「含金量」有很大不同。在日本眾議院選舉中，將全國分成300個小選區，每一個選區選出一名議員，但是由於人口的流動性，各個選區的人口數大不一樣，如人口最多的千葉縣第4區的選民為49萬人；而高知縣第三區的選民只有20萬，高知縣第三區的每一張選票的權利「含金量」是千葉縣第4區的選民的1.99倍。歐美各國經常採取以動態的人口為依據改變選區等辦法糾正這種不合理現象，但是日本在這方面動作遲緩，而現在日本年輕的人口多向大都市圈聚集，地方人口越來越少，老齡化上升趨勢也比大都市圈快，這樣，老人選票的權利「含金量」也就越來越大，這種社會結構會自覺不自覺地反映在政治家的政策上，使政策大幅度向老年人傾斜。
但是年輕人貧窮和不婚，使日本社會面臨著巨大的社會問題，那就是人口減少的速度不斷加快，這將使日本退休金（年金）制度的基本前提趨於崩潰。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在2002年的統計，退休家庭將得到工作家庭的正常收入的50.2％，但前提是人口出生率在2007年降低到最低水平的1.31，然後開始恢復，到2060年恢復到1.39。但是2005年每位女性1.25的出生率比推算值低0.6個百分點，2006年年底的「日本將來人口推測」報告和2007年以後的有關勞動力人口的報告，都大大打破了維持日本年金與社會保障制度的最低值。如果這種趨勢得不到扭轉，日本退休金制度的前提將徹底崩潰，高齡者醫療制度、護理保險制度和其他社會保障制度都將難以為繼。
因此，日本年輕人對前途的悲觀，不只是一種情緒，而是反映了日本所面臨的相當深刻的危機。
日本的「縱式社會」所構成的群體文化，在大工業化的「第二次浪潮」時代，由於需要大群體的緊密合作的勞動方式，因此對推動生產力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在需要個人大膽地獨樹一幟，橫空出世地創新的信息化的「第三次浪潮」時代，壓抑個人創造性，強調集團意志的日本方式就顯得力不從心，捉襟見肘，而使年輕人能夠安心於「縱式社會」的日本傳統的「終身僱用」的體系也在國際化的競爭中崩潰，但「縱式社會」的「論資排輩」的無形文化卻作為一種社會習慣，頑強地保持了下來，年輕人既無法重溫「終身僱用」的體系中「千年媳婦熬成婆」的舊夢，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開闢新的道路又在無形的文化的網絡中重重受阻，他們對前途的悲觀，全在情理之中，日本整個社會，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因為沒有青年，就沒有將來，拯救孩子，就是拯救老人。
＊作者為中國媒體人（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賈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