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軍人又搞政變了，從1932年「素可泰王朝」絕對君權統治在政變中終結以來，泰國至少發生19場軍事政變，其中12場成功。如果「泰國軍方」是一位投手，他的「勝場數」不僅堪稱全球之冠，而且「勝投率」高達6成32！
其中最慘烈的一場發生在1976年10月6日，軍方先是與右翼民兵聯手鎮壓泰國國立法政大學的示威學生，屠殺100多人，然後國防部長、海軍上將沙鄂（Sangad Chaloryu）發動政變，推翻「反共不力」的總理社尼（Seni Pramoj）。1年之後，沙鄂又對政府不滿意，再次發動政變。
美國政治學者烏爾菲德（Jay Ulfelder）指出，研判一個國家是否會發生政變，最重要的幾個指標是國家富裕程度、政府型態，以及近期是否發生政變。在富裕（無論民主抑或獨裁）而且近期內不曾發生政變的國家，要搞一場政變難上加難。
換言之，幾乎所有的政變（無論成功抑或失敗）都發生在較為貧窮、政治型態摻雜專制與民主特色的國家。尤其當這些國家內部政治勢力兩極化的時候，或者近5年內曾經發生政變，最容易成為政變的溫床。
泰國今日雖然是中等收入國家，然而它的經濟是從1960年代才開始快速成長，在此之前，泰國軍方已經成功發動6場政變。1985年到1996年間，泰國經濟平均成長率高達12.4%，這段期間只在1991年發生1場政變。
再就政變的「群聚效應」而言，泰國的政變大多是禍不單行；《1932年、1933年》、《1947年、1951年》、《1957年、1958年》、《1971年、1976年、1977年》。今年政變和上一回（2006年9月19日）有7年8個月的「空窗期」，軍方還算是相當「克制」。
烏爾菲德進一步解釋，「信心」是人類政治的關鍵要素。政變行動就算失敗，也會顛覆政治菁英之間的既有關係，導致他們難以判定對手的意向，高估政變再次爆發的風險，擔心自己會坐以待斃，因此傾向於先下手為強。
澳洲國立大學（ANU）研究員法瑞里（Nicholas Farrelly）指出，泰國的確培養出一種「政變文化」（coup culture），將政變視為解決問題的可行之道，「泰國的菁英和一部分的公眾，已經將政變的終極可行性（ultimate acceptability）深植於內心世界。」
另一方面，正因為政變在泰國是如此「正常」，一旦國內發生嚴重政治衝突與僵局，其政治體制與選民也就缺乏迫切動力，去尋求政變之外的解決之道。法瑞里說：「對於如何以適當的機制處理政治衝突，各方缺乏共識。縱觀泰國歷史，政變之後的年頭往往最是動蕩混亂。」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在許多開發中國家，軍人干政、槍桿子出政權是家常便飯，為何獨獨泰國會發展成一個「政變大國」？近代的土耳其也曾歷經政變頻傳的年代，然而最終走出惡性循環，讓政變成為禁忌，上一回政變已是34年前的泛黃舊事。為何泰國到了2014年還無法擺脫政變魔咒？
長期關注東亞事務的美國名記者柯蘭齊克（Joshua Kurlantzick:）指出，這與泰國軍隊的特殊結構有關。泰國皇家軍隊（Kong Thap Thai）現有兵力約30萬人，2012年預算約53億8700萬美元，排名全世界第35。二戰之後，泰軍曾經投入韓戰和越戰，1976年至1980年代大舉鎮壓泰共，近年則以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為主。
與其他國家的軍隊相比較，泰國皇家軍隊（Kong Thap Thai）的高階軍官是標準的「人浮於事」，遠遠超過國防與作戰的需求，光是將軍就超過1700人，比例之高舉世罕見。泰國已承平近30年，許多將領早已有職無事，反而對政治產生濃厚興趣，並且視之為捍衛自身利益與地位的不二法門。
這樣的一支軍隊，墮落到搞政變有如進行演習，其實不足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