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犯下捷運隨機殺人事件的凶嫌，真的是個酒測值超高的醉漢，悲劇依然是悲劇，但這個案子可能很快就case closed，我們將不會進入這場靈魂深處的無盡追索。
電影《橫山家之味》中，喪子卻必須如常生活的年邁母親，多年後的祭日仍無法釋懷，「至親死亡卻沒有加害人，你知道有多痛苦嗎」！她的兒子因為勇敢援救溺水的人而殉難；然而，即使凶嫌束手就逮，那些捷運隨機殺人案的受害者，他們的親人又怎能釋懷!
「為什麼」？念高中的外甥女難過的問，這是個既簡單又無比困難的問題，我無法告訴她答案，在我們的人生中，總要有抗拒找速成答案的時刻。但我們的社會與媒體，有可能不跳入這個陷阱嗎?
畢竟，除非我們時時保持警覺，否則，偏見和標籤總是如影隨形。依照演化心理學的說法，從遠古傳遞而來的人類心靈，有個簡單的歸類系統，它幫助我們辨識敵我，提防那些「可疑的人」，避開緊急的危險；但它也帶來恆久的歧視，「前面那輛車開的這麼糟，一定是女人開的」！只是最簡單的例子。
然而，鄭捷挑戰了我們所有的分類系統，他不是流浪漢，讀大學，生長於小康的家庭，就像鄰家的小孩。這讓我們惶惶不安，社會因此暫時失去了可以依靠的認知基礎，難道，將來我們搭捷運或公車時，都要隨時提防身邊那位看起來貌似「正常」的人嗎?
但是，如果我們要從悲劇中找出意義，我們現在最不能做的，就是再創造一個新的標籤系統，或只為了讓我們安心，找出一個簡單的答案，揪出方便的敵人。
如果我們只要速成的答案，從喜歡玩電動玩具、大學生、有不滿傾向等等，每個特性都可以變成一個入人於罪的標籤；就如這一次捷運隨機這殺人事件，剛好在318學運熱潮之後，「不滿的大學生」立即成為一個新的符號，但這是太想當然爾的標籤。
60年代美國研究集體行為的社會學者研究發現，找不到人生意義的邊緣人，如果參加社會或宗教運動，可以降低他們的脫序感(anomie)。現在回頭看這樣的詮釋，出發點其實是相當保守的，在他們眼中，參與社會運動的，都是一些找不到人生目標的脫序人士，和我們現在的公民運動觀點迥然有別。但即使這樣傳統的功能論思考都提供不同的思考點，社運和脫序並非一體兩面，反而可能是互為消長的。
這一次，東海大學為校友鄭捷所發出的聲明，是既勇敢又謙遜的典範，這一份充滿自責的聲明中沒有急著切割，他們也沒有速成的歸因，正因如此，這樣一段話有其重量，「身為一所大學，學校將同時成立專家委員會，邀請社會學、犯罪心理學、教育輔導等領域的專家，為這次事件所引發今日大學校園友善環境問題，進行具體而深入的研討。」
曾經就讀社會學科系的我，深知再完整的學術研究，也只能提供片面的答案。更因此，經歷悲劇後的台灣，我們更需要以謙卑的視角去了解人世，這個人世間的幽微之處，比我們能想像的複雜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