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五個據說是中國軍隊網絡戰分隊的人員在全球出了名，他們被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高調宣佈為對美國公司等機構進行了間諜活動，他們通過因特網潛入美國公司及有關機構的網絡，竊取有損於美國知識產權等公司財產的商業和科技機密。美國司法部、司法部分支機構和聯邦調查局為此事高調舉行了媒體發佈會，而中國方面，一如既往地予以徹底否認，然後作為回擊，暫停了中美網絡安全的聯合工作組對話。事情實際上已經鬧大了。
公開宣佈和指責其他國家進行間諜活動，這歷來都很常見，但此次的事件由於時機和背景方面的原因卻有不同尋常之處。因為就在本次媒體發佈前兩天，甚至在發佈會進行的當口，中國的總參謀長房峰輝上將正在美國進行例行訪問，他的美方接待人參聯會主席鄧普西上將予以特別熱情的接待。在兩總長聯合舉行的媒體發佈會上，中方宣佈了會談的成果之一是在網絡安全等方面達成了共識。這樣就與美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的作為形成了鮮明對照，無形中把中國放在了被媒體和全球眼球審判者的羞辱位置，因此勢必引起人們對歐巴馬政府對華政策的觀察。美方在媒體發佈會上很詳細列舉了通緝的疑似中國軍方人員名單，敘述了他們的具體行為。至此，這一間諜司法史上並無前例的跨國通緝網絡間諜案，就成了一個中美需要處理的問題。
檢討此次美方的司法操作，與冷戰期間或其他間諜案件還是有很大不同。首先，跨國的網絡間諜通緝沒有先例，因為這包含很複雜的國際司法問題：他國可能循此先例互相展開類似的間諜司法，那對於網絡時代的國際法實踐無疑會帶來極大挑戰，進一步可能對國際關係帶來很大不確定性。其次，被通緝的人員在中國，而中方既然予以徹底否定，自然也不會有任何司法上的配合。這就使得本次雷聲很大的通緝和起訴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種國家公關行為，外交政策和國家意志的顯示意義遠大於實質的司法意義。
歐巴馬政府及其下屬的司法和執法部門當然對此心知肚明，那麼，他們為何還要做這種可以預知效果模糊又得罪中國的事情呢？
再就中美網絡安全的合作而言，這是2013年中國元首習近平與歐巴馬在所謂「不打領帶」（一種非正式的新穎的外交會晤形式，地點不選首都的官方外交場所）的工作會晤中達成的共識（這一共識本身也是當時中國對美國內部日益高漲的中國網絡間諜活動指責聲的回應），目前的專家級與官員級對話就是落實這一元首共識的產物。同時，中美總長與國防部長的年度互訪也是中美戰略對話機制的一部分。因此，隨著中方暫停網絡安全對話，實際上此一小小的公關性司法已經實質地影響到中美戰略關係的穩定，同時也在美國朝野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的戰略負面情緒，所以，此中透露的美國對華基本政策的消息就格外值得分析。
大多數中國公眾在得知這一新聞時，頭腦中的第一反應都是「史諾登」三個字。在史諾登事件的第二季之後，隨著更翔實和具體的美國網絡間諜活動曝光，特別是精彩程度超過007電影的對中國的網絡間諜活動細節，被國際媒體廣泛報導後（這些案件在中國國內反而諱莫如深），美國此時指責中國進行網絡間諜活動，很顯然有些尷尬。即使從本次美方給出的有關細節看，網絡竊密者技術之業餘，做法之粗糙，以及美方掌握之徹底，也足以表明，正如在一般國防信息科技軟硬體方面一樣，美中的科技與應用水準實在不在一個數量級之上。而在民用和軍民兩用信息科技方面，美方在高端產品領域對華更幾乎是純輸出國。因此，這一案件的披露和高調司法動作與其說是司法政策，倒不如說是美國國內政治和對華國際政治政策的需要。
美方對史諾登背景自然很清楚，因此，本次他們很精心地選擇了所謂商業和科技竊密，這首要的考慮自然是迴避斯諾頓話語的難題，但除此之外，這種司法技術選擇也是一種很精心的國內政治計算，而不是司法或情報業務本身的專業考量。商業竊密，也就是「中國人偷了我們的錢」的指控很容易獲得美國內部公眾的心理共鳴。長期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成長，特別是對美經貿的高速增長，中美經濟天平中方一端在迅猛下沉，這在美國公眾引發的焦慮是顯然的，這在美式民主的社會環境下，政府的這一選擇無疑會回應這種焦慮的情緒。
前不久，有很從人聽聞的消息稱，在2014年之內，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就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而此前對這方面的估計一般認為要到2020年左右。奇怪的是，這類曖昧的消息在中美兩國引發的反應是截然不同的，中國公眾會從傳統的強國夢想角度予以歡呼，而美國公眾、企業界及智庫則把這種中美經濟能力總量上的變化當做全球戰略力量格局變化的嚴重指標。儘管這一歷來流行的前瞻並未充分考慮中國經濟成長的質量、產業形態與其引發的社會和環境等負面因素，但這些吸引眼球的數字本身確實說明，在美國致力於國際反恐戰爭十年之後，中美的總體國力比例確實發生了有利於中國的變化。這種變化在美國公眾情緒的中負面成果是，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增加，這在此前的各次中國企業兼併美國企業案，以及勞工標準等問題上，已經清晰體現。對中國產業與經濟競爭力的擔憂已經從公眾和媒體的呼聲變為國會山的政治議題。好萊塢影片中，過去不見身影的中國人日益作為反派人物登場。歐巴馬政府必須對這些公眾擔憂予以回應。
與此同時，中國在對美的政策方面雖然不時展現合作的意圖，但也出現了大量的美國頗為擔憂的趨勢，在這些趨勢中，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動向是一方面，而在周邊因海洋主權問題上採取的強硬姿態是主要的原因。不無巧合的是，本次美方公佈案件幾乎同步時間，中國作為東道主和主席國正在上海高調舉行亞洲相互協作與互信措施高峰會議（Conference on Interaction and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in Asia，簡稱CICA），本次會議的突出印象是，中國與俄羅斯顯示了准同盟的姿態。從會議上中俄領導人的發言看，這一合作的國際政治含義針對合作美國單極超級大國地位，這已經呼之慾出。再加上南海問題中國的強硬聲音，在不引發全面中美外交和戰略口水戰的前提下，對於歐巴馬政府來說，要向中國顯示執行亞太戰略的意志和決心，及保持美國在亞太領導地位的現實與潛在實力，這一間諜案無疑是很好的工具。
熟悉冷戰間諜史的人們應該知道，在日常的各國專業間諜活動之外，高調抓捕和公佈間諜案，從來都是國際政治政策的可控手段。間諜案的雷聲背後是各國內部政治與國際政治政策動力的變動。因此，美國軍方與司法部門在微妙的同步時間進行這種效果南轅北轍的政策作為，與其說是美國內部軍民及軍政部門缺乏協調的結果，倒不如說是歐巴馬政府有意設計的精巧內外政策平衡工具，歐巴馬政府不願意輕易破壞中美安全與戰略對話的大局，但也不得不對華發出微妙而清晰的嚴厲政策信號。
近十多年來，在中國國內的媒體和網絡上，一般來說，無論美國直接針對中國，或在中國鄰近地區採取什麼政策作為，都會被毫不遲疑地解讀為美國圍堵和遏制中國的所謂大戰略。這種冷戰式的解讀自美國投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以來日盛一日。然而，觀察美國對華基本政策需要注意兩個基本事實：其一，相比上世紀90年代初到1999年炸館事件發生的十年，美國投入反恐戰爭的十多年，實際上是中美關係相對比較穩定的時段，特別是隨著奧巴馬政府把結束戰爭作為主要施政目標，中美之間除經貿關係有天文數字的膨脹，高層往來和對話交流有了歷史性的進展，元首會晤和軍事安全交流已經升級為包括經貿、安全和外交一攬子的「中美戰略對話」並且以年度的形式機制化。
在中美交流方式上，美國充分考慮了中國力量成長的現實及中國執政集團的心理需要，並予以諸多象徵性的善意表示，比如，2011年起，美國接受了中國關於「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的提法，而此前美方對此是不予理會的。2013年，中方提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模糊概念，美方也給予了相當友好的回應。就在間諜案沸沸揚揚之際，不僅中美防長會晤繼續舉行，美方還特意釋放了一個信號，今年中國軍艦將繼續參加美國與其亞太盟友和夥伴舉辦的「2014年度環太軍演」。這些與間諜案相反的信號標誌了一件事：美方雖然面臨嚴肅的處理中國崛起的戰略性和歷史性課題，其內部對華戰略猜忌和擔憂上升，但並未從冷戰結束以來的對華戰略模糊中徹底走出，也沒有決心對華展開楚河漢界似的新冷戰。
2011年，美國經過多年醞釀和內部溝通，終於通過新版《國家軍事戰略》（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11），這份在美國戰略決策歷史上很罕見的文件副標題為《重新界定美國的全球軍事領導力》（Redefining America's Military Leadership）。這份文件的基本精神是結束反恐戰爭這種非傳統軍事任務，將國家軍事投資轉響應對中國為代表的新軍事權力。緊接著，2012年美國國防部為落實新戰略推出了題為《維護全球領導權：21世紀防務的優先任務》的新版《防務戰略指南》（Defense Strategic Guidence:Sustaining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the 21th Cebtury,2012）。在這些文件中，以及其後的配套政策發言中，像今天國人耳熟能詳的「戰略再平衡」（Strategic Rebalance、「反區域阻塞和反反介入（A2/AD）、空海一體戰（Air-Sea Battle，縮寫ASB）及重返亞太等理念都陸續出現。與此相對的是，美國加強了整合和升級亞太傳統軍事盟國體系的活動。
然而，正如以上簡述，在這一對華戰略防範意識增強的同時，中美軍事安全和戰略對話的氛圍也在改善。換言之，這些對華防範措施本是兩國缺乏穩定的戰略互信的表現，美國防止中國成為將美國逐出西太平洋力量，同時也利用這些力量準備和調整試圖影響和塑造中國力量的未來走向。這正反兩方面的舉措確實不無矛盾，體現國際政治上典型的安全兩難（Security Dilemma），但總的來說，遠談不到冷戰或對華遏制。因為，美國朝野深知，中國的成長和發展對美國包含的危險是未來的，是可能管理的，而機會和利益卻是現實的和立即的。所以，其總體戰略思維與具體政策都需要小心翼翼地建築在微妙的平衡基礎之上。
這是本次從總長熱情會晤到間諜案高調登場的凌亂戲碼的背景和腳本。正如歷史上一再顯示的情形那樣，秩序主導的大國對於新興權力並不一定構成零和的對抗關係，至於猜忌和擔憂會否導致最後走向對抗和對決，這取決於雙方的力量均衡，但更取決於雙方的政策互動與對話。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本次的網絡間諜案美國以此種方式處理，也可以說，還是給兩國的善意戰略交流和對話留下了巨大的餘地，因為實踐中不具備可行性的司法高調，更多的是意在釋放某種含蓄的警告而已，這種虛張的壓力遠不足以摧毀保持對話和交流的大局。
【新聞北景】：根據新華網報導，美國司法部5月19日宣佈以所謂網絡竊密為由起訴5名中國軍官。對此，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言人公佈了美國攻擊中國網絡的最新數據，並表示美國才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網絡竊密者，也是中國網絡的頭號攻擊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