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覺得經濟現在才悶，而是已經悶十幾年了，只是為什麼大家現在會特別悶呢？就像健康出問題的時候，不會一開始就覺得整天沒力氣，還能撐下去就是因為底子太好，但不表示身體狀況沒有開始惡化。
我覺得台灣經濟已經壞很久了，說嚴重一點，我認為從孫運璿、李國鼎之後，台灣就沒有提出強有力的產業政策能帶動經濟的。
當經濟不好的時候，決策者通常就提出「三招政策」：第一招，增加公共支出；第二招，減免租稅，但這一招通常不太有人用；第三招，自由化。三招政策不能說不對，但現在可能作用不大。
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不自由化、不國際化、不制度化。大約從一九七○到兩千年，這三十年間是芝加哥學派的全盛時期，鼓吹自由化、國際化等。理論大約是：一個企業在自由、國際之下，才能面對真正的競爭，讓市場的優勝劣敗法則決定誰存活誰淘汰，政府不去扮演picking winner的角色，誰勝出是由市場來挑的。面對社會，就是自由化；面對國際社會，就是國際化。
每件事都有正反兩面，讓市場去挑產業，而不是由政府去挑產業。如果推到極限，國家的作用何在？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基本上是用市場力量取代國家規劃的力量，所以市場和國家，其實是相對的兩種力量。
我從來不認為自由化和國際化是產業政策。就像放牛吃草，不會把它叫做教育政策；讓小孩子自己面對挑戰，這不叫教育。把自由化、國際化奉為圭臬的人，我戲稱為「鸚鵡學派」，只會全盤摹仿自由化、國際化，那台灣的未來該怎麼辦？
自由化、國際化沒什麼不對，但前提是完全競爭的市場，如果不符合這個前提，很多自由化、國際化的理論就要修正。
第一個例子：韓國三星。韓國就等於三星，舉國都在扶持這家公司。三星需要降匯率，韓國的中央銀行就會降匯率，匯率影響它的產品價格、競爭力。換言之，它的價格是由國家操控，所以當然不屬於完全競爭。
第二個，金融。有哪個國家的金融是屬於完全競爭？台灣的金融被稱為「寡占」，很多人認為台灣的金融業就只有特權，不會是完全競爭，開放金融不符合完全競爭的道理，最後得利的大概就是財團第二代。如果金融自由化的結果只有四家得利，卻有二千萬人受損，這樣的自由化讓人難以認同。
第三個，其他ICT產業、Dram、手提電腦、智慧型手機和雲端、Google，也不算完全競爭。這些高科技產業，全世界通常只有前五名有發聲權利，所以這絕是個「寡占產業」。
盲目地堆動自由化、國際化，可能沒有注意到一些細節，也會有一些瓶頸。整體來說，更開放的環境對國家是有利的，例如服務貿易協定，但是亦有一些團體會感受到損失，也就會產生抗爭。因為過去三十年的台灣，經歷了民主轉型，人民的草根力量慢慢崛起；因此無法想像三十年前會有大埔農地抗爭，也無法想像一篇《天下雜誌》的報導就能夠把大埔農地推翻，這正是時代的不同。
相對於大陸、新加坡、甚至韓國，台灣在效率和公平的取捨方面，面對的社會壓力不太一樣。所以台灣對「服務貿易協定」有如此大的抗爭，是新加坡不能想像的。
同樣一個問題，問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答案。有一則問題是：「What is your personal opinion about world food shortage？﹂」你對世界糧食短缺有什麼看法？）把問題問伊索匹亞人，他會回答你：「What is food？」；問美國人，他會回答：「What is shortage？」因為他們從來不知道短缺是什麼；把這問題問新加坡人，他們會回答：「What is personal opinion？」從來不知道有個人的意見。
所以新加坡在面對國際化時，就算遇到不公不義也不會有強烈反應，反之，台灣就會有強烈反應。
台灣的層級所得比（最有錢的前百分之五和最窮的末百分之五的所得），過去幾年惡化情形是19987年32倍、2005年55倍、2011年96倍。
百分之幾的層級所得比，事實上不重要，重要的是惡化趨勢極為明顯，從32、55、到96，是很不可思議的倍數，台灣的所得分配呈現絕對不均化，不能視而不見。
與其說拼自由化、國際化，事實上是在拼效率，一些門檻、障礙、保護都要拿掉，可是就算市場開放完全競爭，有些東西卻是完全拼不了的。例如拼降稅，開曼群島叫做免稅天堂，台灣拿什麼拼？這是沒有意義的。
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已經降到百分之十二，2011年是十一˙九，去年是十二˙八到十二˙九，所以拼降稅又能怎麼樣？在台灣租稅負擔率百分之十二，日本、韓國分別是二十五、二十六，是台灣兩倍，但台灣的GDP還落在日、韓之後。
當所有成本、效率都在拼降低的時候，路就走已經走錯了。自由化、國際化真正的意義，是讓企業勇敢地面對挑戰，要企業拋棄「我不行，政府會救我」的倚賴。自由化、國際化是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開放後，產業不一定會發展，但如果不自由化、國際化，產業就不容易發展。
讓小孩子面對競爭，不等於放牛吃草，這不能算教育政策，因此自由化、國際化不能算是產業政策。
我覺得21世紀，有很多面向不能算是完全競爭，這是一個知識經濟和創新經濟的時代。知識經濟和創新經濟幾乎是by definition，不屬於完全競爭。
所以必須瞭解，知識經濟和創新經濟時代的經濟結構，與完全競爭有一些基本差別。
在傳統資本勞動為重的生產體系內，逐漸發生改變，「知識經濟」進入了這個生產架構，也就是說製造過程中除了資本勞動外，還有一種東西叫做知識，而且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那什麼是知識呢？Windows 95、98、X、7就是不斷翻新的知識。
同樣的電腦、同樣的人，當裡面灌的是Windows 95、Windows 2000或Windows 7，他的生產力就不一樣。
知識不斷更新，打字員、坐在電腦前面的作業人員，或電腦本身就不是那麼重要，相對來說「電腦裡面灌的版本才重要」，這就是知識經濟。
可是知識經濟有幾個特性，第一，知識是沒有敵對性的，意思就是自己使用Windows 7，並不會妨礙其他人用Windows 7，只要合法取得版權。所以一個教室如果買了一套Windows 7，三個學生使用，並不妨礙其他四十個學生用。
第二個特性是Learning by doing，意思就是有基礎，就越容易上手。
這兩件事情，幾乎就是收益遞增（Increasing return），所以想像現在發展的軟體，要在電腦上模擬，電腦現有軟體模擬的速度越快，就越容易發展出新軟體。如果軟體好，發展新軟體的能力就比其他人強。
因此一旦領先，就比較容易持續領先；反過來說，一旦落後，就很難再翻身。這就是收益遞增的時代。
產業時代已經不一樣了，如果輸在起跑點就很難再跟得上，就應該試著不輸在起跑點。「收益遞增」有個觀點：不要輕易認輸，因為一旦認輸就很難再贏回來。
例如汽車屬於比較傳統的產業，沒有極關鍵的知識可主宰一輛汽車的勝敗，所以，不用太擔心現代汽車，而油電混合車，雖然有一點技術上的重要性，但還不至於構成不斷的知識更新，發展到最後反而會牽涉到電池技術，而電池技術滿難有重大突破。
可是ICT產業就是創新經濟，動不動就出現破壞性的創新，把原來的東西推翻。例如：平板電腦一下子讓傳統電腦少掉三分之一的市場，還有可能變為二分之一。
一旦領先就會持續領先，例如：Samsung。三星企業在ICT方面，一旦把台灣某些部分打敗，台灣就很難再贏。所以台灣應能有企業，在知識經濟的時代早點取得領先地位。
由於經濟環境的不同，20年前提到產業政策，比如租稅優惠，可以鼓勵研發，但不要有產業針對性；但在今天創新經濟時代，一個產業一旦領先就會持續領先，一旦落後就不容易再跟上，政策當然要有產業針對性，並且只適用於創新性產業，非創新性產業（非知識經濟），那就不應適用產業針對性。
對於國內有些學者和官員，受「芝加哥學派」影響已久，主張「功能別」不要「產業別」，我以為在創新經濟時代必須重新思考。
三年前營所稅本來要由百分之二十五降到百分之二十，如果降到百分之二十，還可以保留研發創新的租稅抵減，結果為了和新加坡、韓國競爭，最終降到百分之十七，也取消了研發創新的租稅抵減。造成現在租稅負擔率低，國家公債不斷增加，政府節省支出，造成GDP下降。
不久前審科技預算時，主計處的官員說這個預算太高、那個預算太高，要減；我和他說：「你對業務單位有意見，我對你主計單位也有意見。三年前我們收到的公文，預算要減百分之六，兩年前收到的公文說要減百分之五，一年前收到的公文是零成長，百分之百，今年收到的公文是減百分之八，請你敲一下計算機，○˙九四乘上○˙九五乘上一乘上○˙九二是多少？百分之八十四！一個國家的科技，如果四年間從一百降到百分之八十四，我們WEF的排名、IMD的排名，一定也會跟著降。」
這是必須面對的問題，百分之十二的租稅負擔率沒辦法支持永續發展，也無法支持創新性產業政策。
所以台灣經濟為什麼悶？可能是政府弄不清楚典範已經在移轉。
有人說「財政是庶政之母」，這是對的。經濟結構已經改變，所以當一個國家的租稅結構不能永續，很多事會連帶瓦解。
孫運璿以後，我認為台灣就沒有新產業。現在台灣經營最好的兩個高科技產業，一個是tsmc、一個是Mediatek聯發科技。可是後面很多追兵，越南、大陸、韓國，情況不是很樂觀。
有一次總質詢，立委蔣乃辛問經建會主委管中閔：「為什麼過去這幾年台灣的經濟還有百分之三到四的成長，但平均薪資卻不成長？」這是這麼多年以來，讓我非常驚訝的好質詢。
如果去看tsmc、Mediatek的高階薪資，我認為是有漲的。Me d i a t e k 最近從Qualcomm挖角一位技術長，Qualcomm就是高通，在全世界晶片是最好的。能夠從Qualcomm挖技術長，薪資一定不會低。
tsmc、Mediatek的薪水一定不可思議的好，不斷在漲。全台灣的薪資之所以在跌，是因為別的行業薪資都沒漲。十五年前媒體的起薪和現在媒體的起薪應該差得不多。
也就是說，創新領域薪資在漲，但傳統領域薪資是平的，經濟學上稱這樣的現象為「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 ，如果缺乏有特色的生產要素，薪水就會慢慢跟世界齊平化。
世界上傳統領域的薪水大都是越南、中國大陸主導，因為人多，人多權數就大，所以全世界缺乏高科技能力者的薪水，大多都由中國大陸市場決定。因此，台灣薪水就會慢慢會向後看齊。
有些人會擔心「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如果跟中國大陸過度往來，會把台灣薪資拉下去。這種想法一半對、一半錯。
我們跟全世界往來，就會把國內沒有技術特色的勞工薪水拉下去。而薪水會不會漲，就看國內有技術特色的勞工占多少百分比。如果要與全世界走沒有技術特色的產業競爭，那是必死無疑，薪水還會再降。
簡單地說，在傳統產業，完全競爭理論是對的，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也是對的，薪水一定要下降。而在創新驅動產業，創新經濟理論是對的，所以只要在創新行業上能維持領先和特色，薪水就會上漲。
如果科技產業沒有辦法取得領先地位，停下來和追兵打仗，就會像傳統產業一樣失去領先的優勢。台灣經濟悶，是因為沒有產業創新，孫運璿先生當行政院院長時推了三個產業：半導體、食品工業、電動車，唯一成功的就是半導體，而剛好也找來張忠謀，對的政策、優秀的經營者及當時的產業環境共同搭配下，才能發展得如此成功。
創新的事情充滿不確定性，創新產業、創新經濟，唯有持續推動，總會有成功的一次。
悶太久會引起併發症，就像牙痛拖太久有可能會造成蜂窩性組織炎。這十幾年悶經濟，薪資停滯造成民意憤怒，是第一種併發症，民怨就容易轉變成民粹，讓很多政策的規劃和執行陷入風險。
併發症二，官員也變得有點蹉跎。例如，沒有人會否認都更有利經濟發展，但也有官員說現在社會氛圍不對，改天再說。社會氛圍不對，官員的責任不就是想辦法解決社會問題、改變氛圍嗎？如果什麼事都等到社會氛圍對了，才能解決問題，官員就毫無作用了，也不需要官員解決問題了。
又例如國科會已將中科二林園區轉型，把用水量從16萬噸減到兩萬噸，排水量從12萬噸減到兩萬噸，這只是環境差異分析，一切條件改善就應該自動通過，而不需要再審六個月。委員卻不斷提出新條件，例如要把汙水排放降到零。事實上全世界沒有一個園區能做到零排放。環保的問題，若一直擺盪在環境保護的無限上綱和唯產業開發的思維，永續發展就很難有平衡點，這樣的爭議層出不窮，也是受到上述二種併發症的影響。
為了建立完整的創新生態體系來支持創新經濟的發展，國科會推出「產學大聯盟」，對一些在技術上有世界競爭性的產業，我們建立平台讓學界可以提供助力，也就是業界出題，學界解題。比如台積電要跟三星競爭，如果找到台大電機系、交大電機系一起合作，台積電投入自籌款，國科會則補助學校系所經費與產業共同合作，這就是大聯盟。
「產學小聯盟」指對於有些需要普遍紮根的技術，由國科會補助學研機構成立技術實驗室，和若干需要此種技術的廠商共同開發，例如國科會補助成大的機械研究所成立馬達實驗室，同時可以扶助許多需要馬達技術的廠家。前者是技術拔尖，後者是技術紮根，而技術紮根有助於創新。
正創業的卻屈指可數大部分人得獎後，只是把獎牌放到書架上，或者在履歷表上多一行資料。
這是因為國內年輕人長期以來創意有餘但創業膽識不足、經驗不夠、實作作品難成等問題。目前國科會希望透過「創新創意激勵計畫（FITI）」，協助改變這種狀況。讓從矽谷（Silicon Valley）找來的創投家，對這些人耳提面命，由矽谷的創投家不斷給予刺激。經過不斷篩選，就會有一些成果。另協助需Prototype、廠房、替代役也盡量輔助，並提供育苗基金。創新、創業、育苗基金都是串連學術界成果推向產業界。會不會成功，十個可能失敗九個，但成功一個就賺到了。
此外，技術作價的問題也影響科技新創事業的發展，假設，美國Zuckerberg有一個好的技術，其他創投來投入資金，股票一張一股一分錢。雖然創投股票是一股十元美金，但他一股只要一分錢，所以Zuckerberg不必付很多的稅。
台灣則沒有這種彈性，無法一股一分錢。所以國科會就在思考如何把未來研發規劃所投入的成本也視為技術成本，最終說服財政部，以技術作價入股，讓稅制更為合理化。
創新經濟的發展有諸多環節，假設0是學術界、1是市場，國科會只能管0到0.2；工研院差不多是管0.4到0.7之間。但是要走創新經濟，整個0到1之間都要打通才行。
早期的工研院是母雞帶小雞，當年的小雞已成為老鷹了，一是tSMC，一是Mediatek。tSMC去年研發經費是四百億，只針對半導體。現在工研院所有預算只有兩百億，研發條件相當不利，而且租稅環境現在已經沒有研發創新的抵減，更不利於創新經濟。
大家知道什麼叫做傳統產業，但是什麼叫做創新經濟的產業嗎？難以定義。因為創新就是探索未知，創新經濟的產業現在是不存在的。推動創新經濟這個不存在的產業，相對困難。經濟部主管的已經存在的，不需要管一個尚未存在的產業。但是將來科技部所主管與推動的，是尚未存在、因應世界知識經濟轉型的產業。
台灣悶經濟使靠自由化、國際化、增加支出，也可能無法解決。台灣需要的是一位能夠喚起風潮、改變氛圍的首長。需要開啟一、兩場戰爭，然後能打贏這場戰役，整個台灣氛圍就會為之改變。
台灣產業經濟的問題，不是產業問題，也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大問題。人民對政府信心不夠，經濟結構也沒有趕上創新的思維，如果只想靠傳統的老招式，比如增加公共支出，但國家已經沒錢增加公共支出；增加家電，也需要錢；加速自由化，反而凸顯出原來未盡全速，為什麼原來會未盡全速？必須找到出錯的環節，如果不找，一直喊加速是毫無意義的。
現在已經不是做對就加分的時代，而是做得對也要比別人做得快。我們必須突破思維和做法的框架，台灣場有機會轉型至創新經濟，找到新的成長動能。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前國科會主委／原文選自余紀忠文教基金會最新出版《決定台灣的29堂課》，原題為：〈創新與產業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