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從大處著眼，掌握方向，而從小處著手，細膩推進，假以時日，必能有成。台灣的改革反其道，從小處著眼，根據自己的利益、立場、情感設定具體的改革對象，但假藉冠冕堂皇的改革目標，以掩護私心。我們乃慣從大處著手，在制度、體系、結構層次對付自己設定的目標，結果不但摧毀制度的信用，甚至殃及無辜。然而，台灣實無大處著眼的政治文化，令人很難樂觀。
當前台灣的主要制度，包括金融、國防、科技、外交、教育都是在老國民黨時期打下的基礎，其中不少借鑑於大陸時期的經驗及設計。儘管當代人不承認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治理人才欠缺，而指控國民黨刻意壓制本土人才，實際上老國民黨在日人撤離後的真空裡，求才孔急，而緊急自大陸借調的情事屢見不鮮。無論如何，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唯唯諾諾的下一代，難以傳承制度視野。
國民黨本土化過程中，制度已經成為鬥爭的工具，憲法機關首當其衝。憲政改革因人設制而反反覆覆，大到如省長改直選後立刻凍省，以國家根本大法遂行廢宋，小到朝野兩黨都為了總統兼任黨主席而修黨規。從大處著眼的政治格局，已徹底摒棄。俟老成凋零，坐吃山空既久，更是後繼無人，政客咸對制度嗤之以鼻，崇尚顛覆。凡力圖引領改革者，總以能踐踏制度為傲。此其一。
在本土化過程中崛起的民進黨政治領袖群，無不深受後殖民文化洗禮，對自身地位錙銖必較，對家族好處斤斤計較，彼此傾軋攀比，互不服氣。新菁英階層只知抗爭奪權，慶祝出頭天，而不計宏觀結構動搖要如何善後，甚至根本不知自己的治理基礎，是依附在殘留的制度信用上，以為制度本來就是政治工具，像「牽一髮」般，可以隨時訂，隨時廢，想不到「動全身」的後果。此其二。
政治鬥爭的需要及後殖民文化的自我纏綿，培養出以制度為兒戲的國家領導，他們有自己厭惡的對象，或是個人，或是群體，或是部門，從如此個人化的小處著眼，然後打著制度改革的旗號，在執政的縣市從事掠奪、搬移。一旦在中央的層次發動改革，其政治目的路人皆知，但改革旗號卻震天價響，從整個制度開刀，只想到如何達到鬥爭效果，想不到所摧毀的是領導者的信用。
這種為鬥爭特定對象而炮製的制度改革，充其量體現改革者的小聰明。由於思慮不及整體，注定是短暫的、破壞性的、後果無法事先預期的。而改革者在經驗或智能上，也從未及於宏觀層次或長程遠慮，於是不知制度是全面的，或在邏輯語言上了解制度是全面的，但在知識上體會不了制度的意義，更不曾目睹大處著眼的制度改革，以為掌握改革口號足以掩飾自己的鬥爭慾望。由於大處著手而導致各種扭曲，結果必然充斥著臨時性的安排、權宜的排除適用、社會群體的污名化、法西斯言論的飆洶、粉飾太平的虛矯。接著下來，就是制度穩定性的喪失，及對未來不確定的焦慮，所有社會交往趨向短期化，投機成為時代主流。在這樣的情況下，經濟投資裹足不前，政府赤字加劇攀升，以致領導階層持久地陷在不斷改革的表演壓力下，找尋下一波獵物。 （相關報導： 石之瑜專文：翁啟惠絕非最糟的院長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灣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