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讚國觀點:看門狗不咬主人,走狗難說

2019-12-10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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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是「看門狗」,不能成為任何政黨的走狗。(圖為英捷專案等待中的媒體南風。總統府)

媒體是「看門狗」,不能成為任何政黨的走狗。(圖為英捷專案等待中的媒體南風。總統府)

「台客名嘴」羅友志11月30日於臉書上透露,一位「主委」在一次記者會上,當著全場記者對他說:「人家都請你吃兩次飯了,你還罵他?」他立刻回答,「羅友志只值兩餐飯嗎?」這真是大哉問,一針見血,大概會觸動不少名嘴的神經,心有戚戚。

羅友志反問,關鍵不在「主委」和請吃飯的人是誰,而是對方有眼不識泰山,不知他是何方神聖。在日常生活中,請客吃飯,人之常情,不值得大張旗鼓。在政治圈,跟某某人吃了幾次飯,也不過是台語口頭上「食飽未」的具體行為,並非見不得人的顯規則。

深一層看,羅友志質疑的是一種潛規則,涉及政治人物與記者吃飯或杯觥交錯的意涵。簡單說,前者預期什麽?後者又該如何回報?兩者如果等值,最好是吃人一口,還人一斗,政客與記者摇身一變,成為難兄難弟或姐妹淘,賓主盡歡。共生關係一旦形成,相濡以沫,利益盡在其中,自不在話下。

從台灣戒嚴時期到目前,記者而優,則仕,何嘗不是學而優則仕的翻版,由早期的吳敦義到近期的桃園市議員黄敬平,他們都是中國國民黨推薦從政。狗不咬主人,看門狗自不例外。在台灣,野狗到處可見,新聞界的看門狗也满街跑,至少常在電視上摇頭擺尾。

羅友志當然不只值兩餐嗟來之食,其實,台灣跟他一樣的名嘴或名筆,CP值(功能與價格)都超過兩餐飯的份量。至於他們一斤要多少錢,大概很難有定價。吃人嘴軟,酒足飯飽後,一般人說起話來,難免跟主人一鼻孔出氣。有些名嘴/名筆也相去不遠,在親中媒體上,為特定政黨辯護,卻以「無黨籍」標示身份,恐怕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政治評論員羅友志曾受到假民調影響。(取自羅友志臉書)
政治評論員羅友志。(取自羅友志臉書)

在台灣,所謂名嘴/名筆,算得上是美國的pundit(專家),大多都當過多年新聞記者(資深媒體人)。基本上,他們不再是美國的journalist(新聞記者), 開口閉口,依據的很少是第一手消息,幾乎全是網路的二手資料(看手機或平板電腦侃侃而談),或根據已知,捕風捉影(以「據了解」,掩飾想當然爾的意見),推斷未知,節目過後往往不見下文,少了反思批判。

不論名嘴或名筆,本身就是一個品牌,有名斯有財,反之亦然。他們當然不會公開反思,更不可能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言而無信,誰還聽他們口沫横飛?他們販賣的是商業言論,保鮮期很短,賞味期一過,概不負責。

意見,没有對錯(除非是高壓下定於一尊的「標準」答案),只有好壊(見人所未見或逞口舌之快)。新聞,針對的則是事實,存在與否,黑白分明,不能指鹿為馬。不論是新聞或意見,在第一時間内的查證與批判性思考,都不可或缺。先發制人,頂多是笨鳥先飛,終究不如蒼鷹,眼明手挗。

因為是種想像和思考創作,犀利或一新耳目的見解有時足以引人深思,帶動社會風潮,名嘴/名筆而成為意見領袖,或許可以在市場上待價而沽,論斤秤兩。新聞不能無中生有,更有時間緊迫性,記者無法兜售於街市。比起意見,新聞既非奇貨可居(獨家醜聞是另外一回事),也就不太可能在黑市或暗室交易。

名嘴/名筆有價,一個比較現實又極富争議的具體例子,牽涉黄光芹與韓國瑜和李佳芬夫婦,他們為了150萬版税誰屬,反目成仇。塵埃落定,徒留一個引人入勝的公案:如果李佳芬不貪圖蠅頭小利(畢竟她家的砂石廠曾日進斗金),黄光芹是否還會對韓國瑜窮追猛打?

記者和名嘴都是人,也要在柴米油鹽中打滾,雖然不事物質生産,本身不是垃圾,更不會是台北市長柯文哲口中的藍緑垃圾。從2020年總統大選看,各種不負責任的新聞和言論满天飛,不可否認,記者和名嘴都製造了不少話語垃圾,更糟糕的是以「你儂我儂」的共生遊戱規則,替權貴和財勢包裝政治垃圾。

2019-04-23 資深媒體人黃光芹先前專訪韓國瑜但雙方對於參選2020解讀有所出入引起爭議(取自黃光芹臉書)
資深媒體人黃光芹先前專訪韓國瑜但雙方對於參選2020解讀有所出入引起爭議,後又為版稅各說各話。(取自黃光芹臉書)

在演藝圈,如果潛規則是以身材和美貌,做為起跳價碼的底線,在政論場域,名嘴的身價大概是經歷和口才,最好有固定地盤,還要伶牙利嘴,即使信口雌黄,也得大氣不喘,姿態悠雅。從現有枱面看,能符合這些條件的男女名嘴不多,也難怪少數名嘴不斷趕場,像走馬燈,這方唱罷,彼方登台。

在2020年總統大選期間,中國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市長不斷指控台灣有「黑韓産業鏈」,而且以新聞行業為首,包括寄生的名嘴/名筆。任何行業要構成産業,至少得有市場,由生産到消費,從批發到零售,環環相扣。如果新聞界有「黑韓工廠」,不論是老闆或第一線記者,他們成天念兹在兹的,不外如何研磨墨汁,隨時隨地往韓國瑜身上潑墨。

這種指控兹事體大,一竹竿打翻一船人。演藝圈的價碼即使有一本花名册,可能如人飮水。就算新聞界有政治人物欽點的御筆或喉舌,大概也是市場交易的不成文規定,或者由法律定奪(政客告名嘴的誹謗代價),没人能自抬身價或漫天要價。殺過幾年猪,就想當獸醫,豈止荒誕,簡直不知好歹。

從記者到名嘴,他們加入新聞行業,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在意見的自由市場裏,來去自如。就身份認同來說,他們若非台灣人,就是中華民國人(有些會堅稱自己是中國人),台灣是安身立命的地方。一樣米養百種人,他們先是自由人,然後才是記者/名嘴。自由人做自由事(包括作踐自己),更何况台灣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19日在台灣大學舉辦「亞洲新聞專業論壇」。(鍾巧庭攝)
圖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在台灣大學舉辦的「亞洲新聞專業論壇」。(鍾巧庭攝)

一個自由社會的最起碼特徵,美國諾貝爾經濟學得主Milton Friedman在經典著作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中指出,只要基於勸誘或說服,而非武力或其它恐嚇方式,任何個人都可以公開提倡,並宣傳社會結構的激進改變(例如台灣統一在中國共產黨獨裁體制之下),就算自己最終可能因現有政治制度被取代,而斷送自由,也不應受他人干涉,個人必須爲言論自由承擔終極後果。

在海峽兩岸關係日趨緊張的局面下,台灣的記者/名嘴如果錯把馮京當馬凉(誤以為中國記者跟台灣記者没什麽兩樣),利用新聞和言論自由,服務於中國的政經利益,即使師出有名,難免降格以求,又合理化中共主宰媒體的不合理操作。看門狗被馴服成哈巴狗,甚至異化為走狗,無疑是台灣新聞界的悲劇

在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看來,他們不但缺乏信仰倫理,更不知責任倫理為何物。前者,讓他們無法明辨,中共高於一切,對人性和人權的無形摧殘;後者,讓他們無法直視,民族壓制民主,對台灣生活方式與人民生命的有形傷害。台灣自由民主化的弔詭,莫此為甚,也是新聞界難以超越黨派色彩的主要原因。

這種「唯黨是從」或「吾黨所宗」的偏差,多少也出現在2019年卓越新聞獎的參賽作品中,顯得格格不入。如果看門狗無法以超然的新聞報導與評論,批判牆頭草政客(如邱毅、吳斯懐與葉毓蘭等)的無知、無理與無耻,反而沆瀣一氣,劣幣難免驅逐良幣,推到極致,新聞界互相比爛,又向下沈淪。從台灣到美國,上自老闆,下至記者,媒體與邪惡的距離,不過一步之遙。

卓越新聞獎於2002年設立,2019年邁入第18年,比起100多年的美國普立茲新聞獎(1917年創立),18年不算長。路遙知馬力,純粹從里程來說,前者才起步,後者已經行了萬里路,兩者恐怕難以並駕齊驅。不論量或質,台灣新聞界還有很長一段路可走。

新聞行業不是製造業,而是服務業,以服務人民當家和社會正義為志業。新聞與評論的好壊,除了彰顯記者個人的倫理執著,更檢驗新聞界的有所為與有所不為。過去一年,台灣新聞媒體與記者個人,由於意識形態的干擾,尤其是2020年的總統大選,在報導和評論上,顯得非左即右,為特定的政治立場和商業目的,劍拔弩張,韃伐之聲不絕於耳。

在這種情况下,台灣新聞界偏離「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典範,已是不争的事實。從2001年香港《壹週刊》進入市場後,台灣媒體生態已發生巨大變化,狗仔文化當道。因為營利導向,有些媒體、記者和名嘴已不在乎新聞及評論的社會使命與品質良窳。換句話說,並非所有的媒體與記者,都會向卓越新聞的掌聲和人民的噓聲低頭。

不管是理論或操作,民主國家的一個基本共識是,新聞媒體是社會公器。不幸的是,在台灣,新聞媒體已不敵社交媒體,更何况人人可以是公民記者,個個是狗仔,新聞已真假難分,意見满天飛,名嘴横行於新聞與意見的模糊場域,語不驚人死不休,唯恐天下不亂。

一百年後,不論以什麽形式屹立,只要台灣還保有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卓越新聞獎應會照樣頒發,後人也許會回顧今人的所做所為,特别是有關2020年總統大選的報導與評論。千里始於足下,這一代對新聞報導與評論的獨立自主,以及操作倫理的堅持,無疑是未來世代台灣民主社會持續與否的一個重要起步。

畢竟,台灣再自由民主,也强不過媒體在新聞報導與評論上,任意踐踏真理和正義;公民社會再獨立自主,也勝不過媒體向强權與財勢屈膝。

*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本文部分根據2019年卓越新聞奬評審團主席的話改寫,無關卓越新聞奬基金會與22位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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