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慧專文:聽說,沒有人肯做新聞記者了!

2019-07-02 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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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時代降臨,大量資訊泛濫充斥,作者認為,台灣社會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好新聞。。(美聯社)

網路時代降臨,大量資訊泛濫充斥,作者認為,台灣社會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好新聞。。(美聯社)

曾經聽說,如今沒有人要做新聞記者了,最沒出息的工作便是新聞記者工作。不,我不同意,我一點都不同意,那只是因為大多數的我們沒有見証過優秀的新聞報導。

我過去為新聞媒體工作了二十四年,生命中有這麼長的時光是和國際新聞共度,而新聞工作的性質其實繁冗瑣碎,你必須永遠保持警醒好奇,必須喜歡無止無盡的探索打聽。我離開歐洲特派員工作,多年後的現在卻開始為台灣缺乏國際新聞一事扼腕。

在做歐洲特派員之前,我原來是在巴黎學習戲劇,從未想過在新聞事業發展。那一年夏天,我到紐約玩,結果留下來打工。而我打工的工作便是紐約記者。在那之前,我其實是個文藝少女,偶爾寫寫散文,刊登在各大媒體副刊,並沒有被退稿的經驗,不過,我從未寫過新聞。

從巴黎來到紐約,一切變得好大,車大,樓高。美金兌換法郎的匯率也很高。我決定在紐約停留,賺取學費。聽說,《中國時報》早已在紐約大舉進軍,興辦了《美洲中國時報》,有可能還需要記者。我打電話去詢問,那時的採訪主任是周天瑞先生(後來是台灣《新新聞》雜誌的創辦人),他決定應徵我。

他要我去皇后區法拉盛一棟工廠改裝的報社見面,「褚紅色的建築,」他說,多年後,我還記得後來每天在七號地鐵,三十三街,在Rawson站下車。那時報人余紀忠先生決心在美國大展鴻圖,不想讓聯合報系的《世界日報》專美,但他還得與《立報》競爭。彼時余紀忠網羅了重要知識精英,包括如黃肇松、周天瑞、卜大中、詹宏志、胡鴻仁、金維純、杜念中、楊澤、傅朝樞等一時之選,但在奮鬥多年後,最後還是解散,那是另一個故事。但我要說的是,我去了褚紅色的建築,從此,我的人生多了一個駐外記者從業經驗。

那時我是一個奇裝異服的小文青,他看了我一眼,沒特別問我什麼,拿了一則《美聯社》的新聞稿要我翻譯成中文,我當場借坐別人的辦公桌就翻譯了。他讀了一下,問了我三個問題。一,你會照相嗎?那時已經有傻瓜相機,我也有一部,理所當然地回答他:會啊。會講廣東話嗎?我不會,但我一點沒猶豫,會啊,他看著我,問我最後一個問題:那你會沖洗照片嗎?那個年代一切尚未電子化,傻瓜相機也得使用底片,我當然不會沖洗底片。但我看著他,很鎮定地說:會啊。我被錄取了。

第二天便立刻上班跑新聞。第一件新聞事件是唐人街殺人案,採訪地點在華埠Canal street的警察局,那個警察局的警察一半都是黃面孔,我走進記者會,天啊,記者會居然以廣東話進行,我成為丈二金剛,什麼都聽不懂。我懷疑警察局的另一半白人警員都聽得懂?記者會才一結束,我立刻衝上前,找到一個說英文的警察,劈頭便用英文問了一串問題,他耐心地回答我,太好了,我把整件事件全弄清楚了,便返回皇后區的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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