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聽說，如今沒有人要做新聞記者了，最沒出息的工作便是新聞記者工作。不，我不同意，我一點都不同意，那只是因為大多數的我們沒有見証過優秀的新聞報導。
我過去為新聞媒體工作了二十四年，生命中有這麼長的時光是和國際新聞共度，而新聞工作的性質其實繁冗瑣碎，你必須永遠保持警醒好奇，必須喜歡無止無盡的探索打聽。我離開歐洲特派員工作，多年後的現在卻開始為台灣缺乏國際新聞一事扼腕。
在做歐洲特派員之前，我原來是在巴黎學習戲劇，從未想過在新聞事業發展。那一年夏天，我到紐約玩，結果留下來打工。而我打工的工作便是紐約記者。在那之前，我其實是個文藝少女，偶爾寫寫散文，刊登在各大媒體副刊，並沒有被退稿的經驗，不過，我從未寫過新聞。
從巴黎來到紐約，一切變得好大，車大，樓高。美金兌換法郎的匯率也很高。我決定在紐約停留，賺取學費。聽說，《中國時報》早已在紐約大舉進軍，興辦了《美洲中國時報》，有可能還需要記者。我打電話去詢問，那時的採訪主任是周天瑞先生（後來是台灣《新新聞》雜誌的創辦人），他決定應徵我。
他要我去皇后區法拉盛一棟工廠改裝的報社見面，「褚紅色的建築，」他說，多年後，我還記得後來每天在七號地鐵，三十三街，在Rawson站下車。那時報人余紀忠先生決心在美國大展鴻圖，不想讓聯合報系的《世界日報》專美，但他還得與《立報》競爭。彼時余紀忠網羅了重要知識精英，包括如黃肇松、周天瑞、卜大中、詹宏志、胡鴻仁、金維純、杜念中、楊澤、傅朝樞等一時之選，但在奮鬥多年後，最後還是解散，那是另一個故事。但我要說的是，我去了褚紅色的建築，從此，我的人生多了一個駐外記者從業經驗。
那時我是一個奇裝異服的小文青，他看了我一眼，沒特別問我什麼，拿了一則《美聯社》的新聞稿要我翻譯成中文，我當場借坐別人的辦公桌就翻譯了。他讀了一下，問了我三個問題。一，你會照相嗎？那時已經有傻瓜相機，我也有一部，理所當然地回答他：會啊。會講廣東話嗎？我不會，但我一點沒猶豫，會啊，他看著我，問我最後一個問題：那你會沖洗照片嗎？那個年代一切尚未電子化，傻瓜相機也得使用底片，我當然不會沖洗底片。但我看著他，很鎮定地說：會啊。我被錄取了。
第二天便立刻上班跑新聞。第一件新聞事件是唐人街殺人案，採訪地點在華埠Canal street的警察局，那個警察局的警察一半都是黃面孔，我走進記者會，天啊，記者會居然以廣東話進行，我成為丈二金剛，什麼都聽不懂。我懷疑警察局的另一半白人警員都聽得懂？記者會才一結束，我立刻衝上前，找到一個說英文的警察，劈頭便用英文問了一串問題，他耐心地回答我，太好了，我把整件事件全弄清楚了，便返回皇后區的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