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告訴你們，我一點都不後悔。」──前納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12月15日，耶路撒冷
1945年11月，二戰戰勝國組成國際軍事法庭，在紐倫堡對22名納粹軍政首腦進行公審，史稱「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正義似乎已獲得彰顯，世界開始忙於戰後重建，邁向嶄新未來。
但是這場審判獨漏一名重要人物：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這名人稱「納粹劊子手」的高官，在納粹德國系統化滅絕歐洲猶太人的計畫之中，一手包辦了「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也就是奴役、虐待並屠殺600萬猶太人和500萬共產分子、羅姆人、同性戀者等少數族群的驚世暴行。
頭號戰犯藏匿阿根廷
原來，在二次大戰結束前，艾希曼成功從俘虜他的美軍手中脫逃，之後在昔日同袍和達官貴人幫助下，隱姓埋名逃到了阿根廷定居，據日後不斷挖掘出的資料顯示，艾希曼非但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沒有一絲懊悔，還相當為此驕傲，甚至常常不顧身分曝光的危險，在公開場合向人吹噓。
艾希曼自以為天高皇帝遠，不會被追查。而1950年代的德國也處處高談著重建、原諒與共生。因為上自政要名流、下至販夫走卒，太多人即使不是納粹成員，都曾與納粹合作，連國家法律都還沿用許多納粹時期舊法，幾乎沒有人真心想追究那場屠殺暴行。
德國猶太裔檢察官矢志追查
歷史彷彿總會出現一位獨排眾議的英雄，時任德國檢察總長鮑爾（Fritz Bauer）就是如此。從集中營生還的他不肯放棄搜索納粹戰犯及其罪行證據，鮑爾堅信唯有誠懇面對過去才能擁抱未來。2016年德國電影《大審判家》（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就詳細刻畫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1957年，鮑爾查到艾希曼下落，知道政府不會認真追捕，他將資訊通報給以色列情報局「摩薩德」（Mossad），這個情報組織在二戰後以追捕、獵殺前納粹成員聞名於世。1960年5月，摩薩德也成功把艾希曼從阿根廷綁架回以色列，不惜引發與阿根廷的外交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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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審判：小螺絲釘或極惡魔頭？
1961年4月，艾希曼於耶路撒冷受審，被以反人道等十五條罪名起訴。由於很多倖存者出庭作證，長達4個多月的審判，以色列都讓艾希曼坐在防彈玻璃後面受審。然而艾希曼面對所有控訴，都以「奉上級命令行事」來切割責任，不承認有任何一樣罪行是出於己身意志。
思想家鄂蘭（Hannah Arendt）親自參與審判後，在名著《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elam）內分析艾希曼說法，將這種置身於官僚機器而拒絕思考、承擔行為責任的現象，稱為「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但日後也有不少人以艾希曼留下的大量手稿、文件等資料佐證，艾希曼從頭到尾都是希特勒狂熱的追隨者，他不僅積極參與、策畫了滅絕猶太民族的計畫，直到死前都深深引以為榮。
無論真相是哪一種，1961年12月15日，艾希曼被判處死刑，隔年5月在以色列拉姆拉（Ramla）遭處死。
耶路撒冷審判是紐倫堡大審後第一次有納粹高官接受審判，再次喚醒世人對納粹暴行的重視。雖然鮑爾沒能將艾希曼引渡回德國審判，但在他的努力下，1963年德國終於召開法蘭克福審判（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s），這場審判把依照指示行動的人員也確認為共謀，讓「服從指示」和「未親手殺人」不再是洗清罪責的藉口。也算是對艾希曼說詞的一種反駁。
值得一提的是，艾希曼是以色列開國以來第2個處死的死刑犯，也是最後一個。早在1954年以色列國會就廢除了因謀殺罪而處以極刑的法律，但是犯下戰爭、種族滅絕、反猶太、叛國等幾種例外仍然可以判死，艾希曼就是其中之一。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突也被定義為「戰爭狀態」，因此被處死的巴勒斯坦犯人不會計入死囚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