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主計總處上周公布一份人力報告，可以看出其實台灣尚未脫離低薪困境，而且要打破低薪魔咒，單靠拉高基本工資是效果不彰，這點值得政府在政策上參考。
這份官方版的「108年人力運用調查報告」是在今年5月作的調查，調查結果中，一般人最注意到的數字，大概就是「平均月收入不到3萬元」的人數，今年全體受雇就業者中，月收入不到3萬元的人數為299.4萬人。與過去相較人數雖然有減少，但如果拿蔡政府時常拿來作為政績的「持續調高基本工資」、小英總統甚至說她「幫大家加薪」的高調相比，這個成績實在不佳，甚至可說影響甚微。
蔡政府是在2016年5月上台，當年8月調高基本工資、隔年元旦生效，之後的2017年、2018年也都調高基本工資，每年差不多調高幅度在5%上下（時薪調高幅度稍高），從原來的20008到現在的23100元，調高3092元，增加幅度是15.45%。
不過，這個作法對拉高整體薪資的幫助未必非常大，同樣以月收入不到3萬元的人數看，2016年5月的調查是327萬人，2017年為305萬人、2018年301萬人、2019年299萬人，減少的人數是8.5%；值得注意的是，這3年同樣基本工資漲5%左右，只有第1年脫離「月收入低於3萬元」的人數有22萬人較有感，近2年則從減少4萬人降到減2萬人，效果越來越不明顯，
這算不算是一種政策的「邊際效益遞減」呢？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拿更長的時間來看，同樣看4年，從2013年到2016年，月收入不滿3萬元的人數，從357萬人降低到327萬人，減少幅度8.4%。而這段時間基本工資由2013年4月的19047元調高到20008元，調幅只有5%，遠遠低於近3年的15.45%，但對減少月入不到3萬元人數的幫助，幾乎是完全一樣。
如果看另外一個薪資數據─實質經常性薪資，這是一般「實質薪資倒退N年」時看的數字，去年平均每人每月實質經常性薪資38235元，比2016年的37334元小增2.4%，但還是低於2001年的38398元，那句「薪資倒退18年」的話還是適用。
因此，雖然蔡政府連續3年把基本工資拉高了15%，但對打破低薪困境的幫助顯然甚微。甚至拉長時間回頭看過去30年的數據，反而發現薪資持續成長的年代，是基本工資調幅小、甚至停滯的時代，反而是拚命拉基本貿的時候，薪資是呈停滯狀態。
因此，蔡政府要實現在就職演說時承諾的打破低薪資困境，該作的不是調高基本工資，而是增加投資，投資增加會帶動人力需求，勞動市場緊俏，新增投資的企業就要用較高的薪資吸引人，即使未增加投資的企業，也要以更好的待遇留才。
這是一種自然的薪資上漲，與靠政府調高基本工資的「政治（人為）上漲」不同，後者其實只對基本工資邊緣的勞工有利，對原本薪資高於基本工資的勞工幫助不大，甚至對邊際勞工所言，有從領低薪掉到失業的風險，這也是學者多主張緩步調高之故。韓國一次就調高16%基本工資造成的失業增加，就是一個負面案例。
除了薪資高低問題外，這份報告還有一個值得重視之處：非典型雇傭的增加。所謂「非典型雇傭」是指包括部分時間、臨時性或人力派遣的工作，今年的調查是有81.9萬 人，年增5千人或0.67%，占全體就業人數7.13%；雖然增加但與上年相較仍屬持平。
務實的看，雖然「非典型雇傭」仍是增加，但增加幅度能控制在不到一個百分點，是值得肯定與慶幸，因為各國的「非典型雇傭」幾乎都是一路上揚，原因很簡單，企業永遠在cost down，雖然每家企業都會把「員工、人才是公司最大的資產」這句話掛在嘴巴，實際上則是儘量降低正職員工人數，因為正職員工不僅成本高，解雇也較難，因此派遣、約聘雇比例一直上升。
如果連大家印象中的「全球幸福企業」谷歌，都被報導說派遣與約聘員工已超過正職員工─根據公司內部文件，今年 3 月，Google 在全球聘請了約 12.1 萬名派遣和約聘員工，正職員工只有10.2 萬人，其它企業大概就更不必說了。而根據美國人力業者的說法，多數科技公司的臨時工比例都在40%~50%。對勞工所言，不論派遣或約聘雇，其福利、待遇、更重要的是保障，當然不如正職員工。 （相關報導： 一台手術入帳上千萬…在日本當兼差醫生真的這麼好賺嗎？真人版「派遣女醫」揭業界秘辛 ｜ 更多文章 ）
雖然對部份勞工與企業而言，「非典型雇傭」有其需求存在，但整體而言，仍應避免增加過多；至於月收入不到3萬元人數仍近300百萬人，未來幾年是否能「有感」減少，就看這波蔡政府宣傳的「投資大爆發」是真是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