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索指出，現實政治上有這些困難，但這不代表無法推動轉型正義，用「有創意的方式」來處理，「很多事都可以做得到」。
他舉例，智利透過新任大法官對憲法的重新解釋，實踐民主的基本價值、保障人權，在過去24年轉型過程中，超過1000名過去有侵害人權紀錄的將領入獄，法院的判例也有了改變，國際人權法越來越被法院引用；更重要的，這些做法也推動智利的公民社會形成強烈共識，認為過去這些犯罪必須被追究。
科索認為，憲政民主最大的挑戰，是要確保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犧牲」的原則，過去的德國納粹、義大利的法西斯、西班牙佛朗哥政權都濫用「緊急狀態」的權力，破壞自由民主，而現在，為對抗恐怖主義，「緊急狀態」帶來的挑戰再起，衝擊憲政民主的核心：法治、權力分立和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必須受保障，是憲法的核心」
其中，科索說，即使最極端的緊急狀態，司法的公正獨立性必須受制度保障，這是「憲法的核心」，如此，司法權才能確保最高層官員「不僭越憲法」。
德國籍的澳洲格里菲斯大學犯罪學和刑事司法學院教授史黛特（Susanne Karstedt）在法庭上提出轉型正義是否提升民眾對警察及刑事司法制度信任的研究。她發現，國家處理過去以國家暴力侵犯人權的作為，不會因此就自然提升民眾對警察及刑事司法的信任，兩者沒有直接關聯，但民眾會用批判眼光看待司法過程，同時也可促進司法改革、司法獨立。
史黛特研究78個民主轉型國家，調查它們在轉型後的5年、6-10年、11-15年、超過15年這4段期間，民眾對警察及司法的信任度變化；整體而言，以對司法的信任度為例，前幾年信任度會提高，但之後就是持續降低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