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校園性侵與性騷擾案件持續出現在媒體版面，為何當孩子碰到老師侵犯時，總是無法在第一時間說出口？長期處理校園性侵案件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她見過孩子長期被老師拍裙底、掀裙子卻相信老師是要教她「練習在碰到色狼時快跑」，也有老師聲稱撫摸小孩下體是為了「性教育」──每一起校園性平事件幾乎都是累積數人、隱藏數年才爆發，在馮喬蘭看來，問題出在性侵的本質與體罰類似，是一種「權力」展現，當老師就是教室裡的「王」、孩子也被教育別懷疑老師，事件就會一再上演。
「我們接觸經驗是，其他老師或校長會說『他平常人很好』、我們不會料到他這樣──沒有人會當面壞給你看吧？我們要多一點教育！」馮喬蘭嘆。防治校園性犯罪必須是一種思想上的日常演練，教育系統卻很少相信老師會犯錯，讓孩子能安心表達自己的不舒服而不是先被檢討、懷疑，是目前仍要努力的。
難以被宣導的校園性侵防治：人們可以談如何預防計程車司機性侵，談到老師卻變成「他是老師耶」
說起性侵與性騷擾，人們的想像多半是「為了滿足性慾」，然而在馮喬蘭看來，性侵犯的本質其實是為了滿足「控制慾」：「性侵就是權力問題，控制誰、以誰的需求為優先、以他的慾望為優先，這時另一方就不再是一個『人』──你的慾望可以凌駕一個他人的權力，那慾望是一種滿足控制慾的途徑。」
身為異性戀的男老師也會猥褻男學生，就是一種控制慾的展現──馮喬蘭說，即便過去已有不少男老師猥褻男童前例，如今人本在座談與家長談起許多案子的受侵害者是男生時，現場還是會一片驚訝，這讓她有點無奈：「已經這麼多年了、這麼久了，受害者不會只是女性，但大家還是想說：『啊？男生會受害？』這不是性傾向的問題，很多樂團跟球隊都是同性別的，其中唯一的傾向就是老師覺得『我是老大』！」
教育告訴孩子們不要懷疑老師，便是賦予老師極大權力的一個途徑。說起性侵害防治，馮喬蘭舉例，社會總會告訴女性搭計程車時要注意安全、上車要記司機姓名與號碼、最好打個電話跟親友說一聲，因為計程車司機是車廂裡唯一的主導者，可以掌控乘客的自由──這樣的宣導在計程車司機身上似乎是理所當然，但是當「防治」的對象變成老師時，這樣的教育似乎就很難進到校園了。
「校園裡的師生關係是很有他的特殊文化，這關係到老師的角色、不可侵犯的神聖角色在裡面……我們比較不會跟小孩說計程車司機一定是對的，但另一方面我們會說：『他是老師耶！』他好像是正確答案、標準正規，這就叫偏見。」馮喬蘭說：「老師就是教室裡的『王』，我們不能假裝他不是，雖然現現在小孩都很會回話頂嘴，但再會回話，如果一個小孩到高中職還可以被老師罵、被老師打，就是問題啊！」 （相關報導： 罰6歲孩子睡陽台長達1年，寒冬也不放過！老師遭判拘役50天仍不認錯，監委指出教育體制大漏洞 ｜ 更多文章 ）
當老師被認為「不會犯錯」：小孩只好相信，不相信他就是被侵害的人，他選擇相信「老師在教我性教育」
當孩子明明覺得不舒服、明明被侵犯卻不能質疑老師時，被侵害的模式就會不斷重覆，在馮喬蘭看來體罰跟性侵的模式是很像的。當一個孩子因為考不好被老師打、因為在教室裡不聽話被罰曬太陽、爬樓梯時，老師可能辯稱說「爬樓梯是體能訓練」、「如果沒這些方法我要怎麼教他事情跟規矩」，就連孩子也會覺得是自己的錯。
「小孩很少主動講，怎麼能講呢？我是做錯事的、我是不對的那個，就算覺得不對勁、老師幹嘛這麼兇，你也會覺得是你做錯什麼才讓老師這麼兇……如果一個成年人因為上班時間走來走去被主管用膠帶綁起來，這主管一定被告，但小孩走來走去被膠帶綁，這是『管教』，刑法上不構成強制、不起訴！我們把小孩構陷、污名化，於是當孩子碰到性騷擾跟性侵害，他就是要被當成『錯』的人，這是校園很緊密的文化。」馮喬蘭說。
當「老師這麼做，怎麼可能是錯的」這般想法根植於孩子腦海，當老師可以恣意處置孩子的身體時，孩子碰上侵害便往往難以抵抗，甚至合理化老師的行為。馮喬蘭曾碰過有老師要求學生掀裙子給拍照，說那是為了教小孩「如何防止性騷擾」，也有老師撫弄孩子下體表示「我在教他如何洗包皮」，即便孩子不舒服仍要說「我是在教他」──「小孩只好相信，不相信他就是被侵害的人，選擇相信『老師在教我性教育』！」馮喬蘭說，這些模式一再上演。
就連大人也會相信「老師不可能犯錯」。馮喬蘭曾碰過一些犯案手法可謂極端「囂張」的校園性侵案件，都是非常明目張膽把孩子單獨帶到某處、其他老師也知情，卻總能隱匿多年不會出事，問題就在在其他老師也選擇不相信──「那老師很熱情啊會教大家很多事情」、只是在教孩子功課而已、只是帶孩子去游泳池拍照而已，「他會在前端把自己的不安抹平掉，他也許覺得怪怪的，但趕緊把那怪怪的感覺抹掉，說服自己『應該還好吧』。」
馮喬蘭見過的校園性侵案受害學生，幾乎每一個會先問自己有沒有做錯什麼，就算去跟別人談也會被問「你有沒有做錯什麼」，甚至也有爸媽會問自己孩子「你有沒有做什麼事讓老師誤會」，這些對孩子來說都是極大傷害──於是性侵案件不斷發生，每一起幾乎都是累積多人才爆發，而那狀況往往是不經意發現同學A也是、B也是，才有勇氣找其他老師談，談完以後才又找到受害者C。在找到同樣的受害者前，孩子往往會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自主權」不是教條式教育：即便只是想摸摸頭稱讚孩子，也要經過孩子允許
談到該如何防止校園性犯罪發生，馮喬蘭認為讓孩子清楚身體界線是最為關鍵的，不是單純去防範特定的老師，而所謂「身體自主權」並不是一種教條式的宣告、單靠演講是沒有用的，必須提供孩子一個真實的情境去思考，「自主權」的思想才能真正實現。
例如過去人本遊說零體罰理念時，便曾碰過一位教育界前輩怒嗆「難道我摸小孩頭稱讚也要經過他同意嗎」，那一趟拜會剛好就帶了一個學生，學生非常理所當然地指著一旁的人本成員說：「他剛剛說我好乖，他有問我說能不能摸我的頭，我說『好』以後他才摸的。」即便碰觸孩子的出發點是看似善意的稱讚，也是要經過孩子允許的。
讓學生增加敏感度、勇氣、捍衛自己自主權的信心是其中一塊，另一塊的責任則在其他老師身上。就目前《性別平等教育法》來說，學校發生性平事件就是應該要通報，這是所有老師的責任，而面對來求助的學生，輔導系統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塊：「小孩要告訴自己父母是更不容易的、要告訴父母親壓力是很大的，如果學校有可以信任的導師，孩子會有可以攀住的浮木……老師扮演的角色很重要，他是小孩的重要他人，這思想準備是你避不掉的責任跟角色，不是教國文跟數學就不會面對這樣的事了，這塊的進修培訓再教育是政策上的首要工作。」
當輔導系統沒有處理好學生的狀況，會有什麼影響？馮喬蘭舉了過去人本經手的一個案件，那孩子受害了，最初父母跟校方都沒有走正式通報程序，而是去輔導室做協商，協商結果竟然是「不上那老師的課」就好──問題是老師還是在那孩子班上，變成老師上課時間只有這孩子要去輔導室，形同隔離受害者而非隔離加害者。
後來人本召開記者會時，已經成年的那孩子以錄音發言，說她一開始也想說老師不是那麼壞的人，但知道學妹也受害以後，她想為學妹做一些事、也為自己做重要的事，站出來說話──她本來會一直做惡夢的，站出來以後就沒有再做過惡夢，馮喬蘭對此是很欣慰的：「她不用再被惡夢追擊了，我們做惡夢最重要是醒來，讓我們知道自己可以處理這夢境。」 （相關報導： 罰6歲孩子睡陽台長達1年，寒冬也不放過！老師遭判拘役50天仍不認錯，監委指出教育體制大漏洞 ｜ 更多文章 ）
馮喬蘭說，如今性平相關法規鼓勵受害者出面，重要的意義就是讓受害者在爭取公道過程裡成為一個有主體性的人，可以行動、可以追求公義、保護他人、為自己爭取發言權，這過程中也會漸漸療癒一開始的傷口。然而在此之前，如何讓孩子理解自己決定自己感受的重要性是重要的，一切工作的基本，仍是將孩子視為一個「人」看待──當我們認可孩子是個獨立的人，一切傷害，或許就不會那麼理所當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