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又天專欄:文化事業─自爽、名譽、金錢,哪個重要?

2016-09-11 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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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業能不談利嗎?(網路圖片)

文化事業能不談利嗎?(網路圖片)

現在我們創作,無論是做小說、音樂、繪畫、雕塑、戲劇還是什麼,都要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落差。面對的方法很多,有堅持理想,有遷就現實,當然最好是兩端都能顧到;有苦幹實幹,有投機取巧,當然最好是兩者相輔相成。如果一個都做不到,或者根本沒在做,那也可以罵人,牽拖環境,批判體制,在罵罵罵罵罵之中找到同仇敵愾,至少發洩一下;如果可以罵到讓自己成為意見領袖,進而變出現金,那也就是一個成功品牌了。這不是諷刺。

「當你要把興趣當事業做的時候,一切就變了。」很多人都說過這樣的話,我也不例外。一門藝術之所以能成為產業,最開始,都是有人做著有趣,並且愛現,然後發現大家喜歡,進而發現可以靠這個活下去,甚至是爽爽賺,這行業就立起來了。而當情況不理想的時候,一切就變了。

興趣可以不計名利,甚至應該不計名利,事業則不能不計名利。我們都聽過太多因為名利而背離初衷的故事,及至我們自己入行,我們一樣會患得患失,會心理失衡。賣不出去的時候,我們會質疑自己:走這條路值得嗎?我到底該追求什麼?自我實現、他人肯定、物質報酬,哪個才是最重要的?

問題的前提是:人類天生有靈性、群性,也要吃飯。而依據答案的不同,我們可以整理出三種思維:

A、興趣本位:自爽>名譽>金錢

B、商業本位:金錢>名譽>自爽

C、官僚本位:名譽>金錢≧自爽

如果你覺得「自爽」太難聽,或許可以改叫「自我實現」,或者客觀一點的「內容品質」、「核心能力」,但要注意,這樣講,會很容易把「自我實現」和高水準、高格調掛上鈎,這就是在用一種價值觀來套人,而創作者其實可能並不在乎什麼品質,也可能故意想走粗糙低俗的風格來跟你對幹,所以這裡我們不應該沿用什麼帶褒義的好聽的詞,而就應該用「自爽」甚至「自慰」這樣赤裸的詞來表述那最根本的興趣。

文學創作是寂寞的道路,連營利都辛苦。(網路圖片)
文學創作是寂寞的道路,連營利都辛苦。(網路圖片)

這是藝術家、創作者的思路:首先自己高興最重要,再進一步就是開宗立派,以達到又爽又賺。即便賺不到,有一小群同好可以互相扶持,或者孤高地堅持一些信仰、理念也好,但這也還是羈於名譽。真正豁達(或者什麼屁都得不到)就是對外界一無所求,真的自己高興就好。不過,我們通常只在真的、真的還什麼都沒有想的小時候有「達到」這個境界;長大了,入行了,學會計較了,還要回來說自己返樸歸真、不在乎、不計較,通常都是假掰,想靠這個標榜來吸引對所謂「初衷」有所渴望的消費者而已。

商業的思路簡單得多:能賺錢、能活下去最重要。碰到困難,首先去掉你創作者個人的興趣;名譽還是要的,但名譽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可能有辦法把它變成金錢與權力。如果不能兼顧,那就還是選擇錢,然後再講一套「這樣才能活下去」的價值觀,蓋台蓋掉與我利益不合的意識型態,說服他人甚至自己把本命改錨定到功利上面,此即馬克思所謂「異化」,孟子所謂「即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還有第三種,官僚本位的思維,隨著近年業界愈來愈吃補助,也愈來愈多人講到了:對公務員來說,最重要的是「證明我有做事」,於是一切都要往「方便考核」靠攏。為什麼考核的標準,不問做事的效益,只問你做了多少事、生了多少文書?因為後者方便考核,可以簡便地給我提供安全感,即便是假的,有用就行。再說,就算你要考核實際的效益,怎麼考核呢?還是要有指標,而我們就可以在眾多指標之中,選擇最好混的那幾種,最後仍然是形式主義。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官僚的本命就在「名」上面,只要我的作為符合名目,我就沒事。孔子說「必也正名乎」,韓非說「循名責實」,現代社會講究法治,都是在強調用「名」來約束組織裡的每個人,但人總是想爽想偷懶的,我們總能發明一些虛功來躲掉實務。就像為什麼我說「名譽>金錢≧自爽」,為什麼用「大於等於」呢?一因為金錢是較為客觀的判準,二因為我們要留餘地,數字不好看的時候要能講情懷。如果一部片票房不錯,就稱讚它貼近市場;如果一個作品沒人理,也肯定它在藝術性或本土文創上面的探索。相對的,如果不想讓一個案子過,你就挑剔這個沒有那個、那個沒有這個。同時,全力營造方便我得過且過的道德觀念與社會文化,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我們也可以不要這麼酸。其實,如果站在政府或者體制方面的立場,名譽、信用確實是最重要的。來看一段《論語》: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這裡「食」可對應金錢、資源,「兵」可對應實力,「信」就是名譽。對創作者來說「兵」自然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兵,本命在此;同理,對商人來說「食」最重要,而對政府來說,能聚人心的「信」最重要,只要有了人,兵和食都可以慢慢生出來,或者很快挖到。所以,我們的課題,不應該在爭論孰輕孰重,而應該是討論這三方面、這三種人要如何相輔相成才好。

但當然,能夠好好合作的,大都已經運作良好了;我們會聽到、看到、碰到的情況,大概都是不夠好或爛到透的。唱高調很容易,實際做起來很難。那麼,退而求其次,我們能搞的、會搞的、會被搞的,就是本位主義了:讓其他兩方面來遷就我。

要罵這個,大家都會,但必須說,這是生態所決定的。拿官僚本位來說,不管你是不是官僚,只要你的位置,是以名譽為首要,你就會傾向這樣。例如,寫論文的研究生,你最重要的是論文過關,在這專業領域裡取得一席之地,於是你論文就要合格,要正式,而且要體面。於是當你要拿文藝作品來作研究對象的時候,你就會用本系本門派的主旨和議題來篩選,來討論。

為了想寫歌詞而研究歌詞。(網路圖片)
為了想寫歌詞而研究歌詞。(網路圖片)

以流行歌曲研究為例,就有講女性主義、本土意識的論文,先找出一些有了這等表現的作品予以肯定;然後,如果本派的基調是與人為善的,那就再找些更女性、更本土的東西講下去,展現時代的進步。至於它是不是一首有影響力的好歌,如果是就高興地強調一下,如果不是,也可以善意含糊帶過,或者更乾脆的跳過去。我把這種寫法叫作「有就好」。如果本派的基調是批判的,那就批判那些作品還不夠女性、不夠本土的地方,講講時代的侷限,講講現在哪些問題依然嚴峻、哪些地方更倒退了,總之我們都還任重道遠。我把這種寫法叫作「姿態主義」。這跟官僚的形式主義,其實也差不多。

而當這種評論壯大(因為樂評沒有多少人在寫,位置自然就空了出來),乃至進入評獎體制,也就會出現投其所好的創作者。例如每年的客語歌曲創作比賽,你都會找到一些女性視角(特別是母親和祖母)、關懷鄉土而溫情脈脈的作品,兼顧了保守派的道德傾向和進步派的議題愛好,至於它在客語和音樂本體上的表現,還有它能不能通出去影響到大眾,似乎就不那麼重要了,大概是因為談這個會讓作者與論者都不好過吧。

當然,認真、嚴謹的學者,會盡量面面俱到,在專注本題的同時,向讀者提醒這套研究方法的侷限。不過我們不能只看好的,我們也要看差的,我就看過一堆顯然只是混學位的論文,真的就是「有就好」,對自己和研究方法的不足,也都只請讀者諒解。我深切地認為,說自己的論文有所侷限、有所不足,是一句廢話,脫罪和逃避責任的意味,在此通常是遠遠大於謙卑的,因為我也是這樣。那要怎樣才可以讓這句話顯得不那麼廢呢?就看你有沒有下功夫去填充實料、突破侷限啊。你有嗎?有。有做到嗎?──我們還是不要太傷感情,還是「有就好」吧。當然,如果你看我不爽,那麼秉持「姿勢主義」對我轟個幾炮,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那輪到我寫論文的時候,我又怎麼辦呢?因為我是想寫歌詞才來研究歌詞的,我以創作者本位來作研究者,這是一個不錯的標榜,所以我可以援引傳統詞學和「結合實務」的論調,自己建立一套研究方法、價值體系,用這個也合乎學術大義的名堂來尋求認可,過程中自然是要像上段那樣批判一下前行研究的,但不會太過份,畢竟我們都是要一個名。至於我的研究能否比別人的研究有濟於事,能幫到創作者和業者,往協調三方面,而非彼此遷就、硬拗的方向做去,也給我自己謀到生路?這就有待驗證了。

*作者台北人,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博士候選人;作家、歷史研究者、也是漫畫工作者。2013年創辦「恆萃工坊」,目前的產品有《易經紙牌》和《東方文化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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