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又天專欄：文化事業─自爽、名譽、金錢，哪個重要？

現在我們創作，無論是做小說、音樂、繪畫、雕塑、戲劇還是什麼，都要面對理想與現實的落差。面對的方法很多，有堅持理想，有遷就現實，當然最好是兩端都能顧到；有苦幹實幹，有投機取巧，當然最好是兩者相輔相成。如果一個都做不到，或者根本沒在做，那也可以罵人，牽拖環境，批判體制，在罵罵罵罵罵之中找到同仇敵愾，至少發洩一下；如果可以罵到讓自己成為意見領袖，進而變出現金，那也就是一個成功品牌了。這不是諷刺。

「當你要把興趣當事業做的時候，一切就變了。」很多人都說過這樣的話，我也不例外。一門藝術之所以能成為產業，最開始，都是有人做著有趣，並且愛現，然後發現大家喜歡，進而發現可以靠這個活下去，甚至是爽爽賺，這行業就立起來了。而當情況不理想的時候，一切就變了。

興趣可以不計名利，甚至應該不計名利，事業則不能不計名利。我們都聽過太多因為名利而背離初衷的故事，及至我們自己入行，我們一樣會患得患失，會心理失衡。賣不出去的時候，我們會質疑自己：走這條路值得嗎？我到底該追求什麼？自我實現、他人肯定、物質報酬，哪個才是最重要的？

問題的前提是：人類天生有靈性、群性，也要吃飯。而依據答案的不同，我們可以整理出三種思維：

Ａ、興趣本位：自爽＞名譽＞金錢

Ｂ、商業本位：金錢＞名譽＞自爽

Ｃ、官僚本位：名譽＞金錢≧自爽

如果你覺得「自爽」太難聽，或許可以改叫「自我實現」，或者客觀一點的「內容品質」、「核心能力」，但要注意，這樣講，會很容易把「自我實現」和高水準、高格調掛上鈎，這就是在用一種價值觀來套人，而創作者其實可能並不在乎什麼品質，也可能故意想走粗糙低俗的風格來跟你對幹，所以這裡我們不應該沿用什麼帶褒義的好聽的詞，而就應該用「自爽」甚至「自慰」這樣赤裸的詞來表述那最根本的興趣。

這是藝術家、創作者的思路：首先自己高興最重要，再進一步就是開宗立派，以達到又爽又賺。即便賺不到，有一小群同好可以互相扶持，或者孤高地堅持一些信仰、理念也好，但這也還是羈於名譽。真正豁達（或者什麼屁都得不到）就是對外界一無所求，真的自己高興就好。不過，我們通常只在真的、真的還什麼都沒有想的小時候有「達到」這個境界；長大了，入行了，學會計較了，還要回來說自己返樸歸真、不在乎、不計較，通常都是假掰，想靠這個標榜來吸引對所謂「初衷」有所渴望的消費者而已。

商業的思路簡單得多：能賺錢、能活下去最重要。碰到困難，首先去掉你創作者個人的興趣；名譽還是要的，但名譽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可能有辦法把它變成金錢與權力。如果不能兼顧，那就還是選擇錢，然後再講一套「這樣才能活下去」的價值觀，蓋台蓋掉與我利益不合的意識型態，說服他人甚至自己把本命改錨定到功利上面，此即馬克思所謂「異化」，孟子所謂「即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相關報導： 想在美國戶外體驗好萊塢電影中慢跑畫面？先懂這4個潛規則才不會被老美當白目 ｜ 更多文章 ）

還有第三種，官僚本位的思維，隨著近年業界愈來愈吃補助，也愈來愈多人講到了：對公務員來說，最重要的是「證明我有做事」，於是一切都要往「方便考核」靠攏。為什麼考核的標準，不問做事的效益，只問你做了多少事、生了多少文書？因為後者方便考核，可以簡便地給我提供安全感，即便是假的，有用就行。再說，就算你要考核實際的效益，怎麼考核呢？還是要有指標，而我們就可以在眾多指標之中，選擇最好混的那幾種，最後仍然是形式主義。

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官僚的本命就在「名」上面，只要我的作為符合名目，我就沒事。孔子說「必也正名乎」，韓非說「循名責實」，現代社會講究法治，都是在強調用「名」來約束組織裡的每個人，但人總是想爽想偷懶的，我們總能發明一些虛功來躲掉實務。就像為什麼我說「名譽＞金錢≧自爽」，為什麼用「大於等於」呢？一因為金錢是較為客觀的判準，二因為我們要留餘地，數字不好看的時候要能講情懷。如果一部片票房不錯，就稱讚它貼近市場；如果一個作品沒人理，也肯定它在藝術性或本土文創上面的探索。相對的，如果不想讓一個案子過，你就挑剔這個沒有那個、那個沒有這個。同時，全力營造方便我得過且過的道德觀念與社會文化，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我們也可以不要這麼酸。其實，如果站在政府或者體制方面的立場，名譽、信用確實是最重要的。來看一段《論語》：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這裡「食」可對應金錢、資源，「兵」可對應實力，「信」就是名譽。對創作者來說「兵」自然是最重要的，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兵，本命在此；同理，對商人來說「食」最重要，而對政府來說，能聚人心的「信」最重要，只要有了人，兵和食都可以慢慢生出來，或者很快挖到。所以，我們的課題，不應該在爭論孰輕孰重，而應該是討論這三方面、這三種人要如何相輔相成才好。

但當然，能夠好好合作的，大都已經運作良好了；我們會聽到、看到、碰到的情況，大概都是不夠好或爛到透的。唱高調很容易，實際做起來很難。那麼，退而求其次，我們能搞的、會搞的、會被搞的，就是本位主義了：讓其他兩方面來遷就我。

要罵這個，大家都會，但必須說，這是生態所決定的。拿官僚本位來說，不管你是不是官僚，只要你的位置，是以名譽為首要，你就會傾向這樣。例如，寫論文的研究生，你最重要的是論文過關，在這專業領域裡取得一席之地，於是你論文就要合格，要正式，而且要體面。於是當你要拿文藝作品來作研究對象的時候，你就會用本系本門派的主旨和議題來篩選，來討論。

以流行歌曲研究為例，就有講女性主義、本土意識的論文，先找出一些有了這等表現的作品予以肯定；然後，如果本派的基調是與人為善的，那就再找些更女性、更本土的東西講下去，展現時代的進步。至於它是不是一首有影響力的好歌，如果是就高興地強調一下，如果不是，也可以善意含糊帶過，或者更乾脆的跳過去。我把這種寫法叫作「有就好」。如果本派的基調是批判的，那就批判那些作品還不夠女性、不夠本土的地方，講講時代的侷限，講講現在哪些問題依然嚴峻、哪些地方更倒退了，總之我們都還任重道遠。我把這種寫法叫作「姿態主義」。這跟官僚的形式主義，其實也差不多。 （相關報導： 想在美國戶外體驗好萊塢電影中慢跑畫面？先懂這4個潛規則才不會被老美當白目 ｜ 更多文章 ）

而當這種評論壯大（因為樂評沒有多少人在寫，位置自然就空了出來），乃至進入評獎體制，也就會出現投其所好的創作者。例如每年的客語歌曲創作比賽，你都會找到一些女性視角（特別是母親和祖母）、關懷鄉土而溫情脈脈的作品，兼顧了保守派的道德傾向和進步派的議題愛好，至於它在客語和音樂本體上的表現，還有它能不能通出去影響到大眾，似乎就不那麼重要了，大概是因為談這個會讓作者與論者都不好過吧。

當然，認真、嚴謹的學者，會盡量面面俱到，在專注本題的同時，向讀者提醒這套研究方法的侷限。不過我們不能只看好的，我們也要看差的，我就看過一堆顯然只是混學位的論文，真的就是「有就好」，對自己和研究方法的不足，也都只請讀者諒解。我深切地認為，說自己的論文有所侷限、有所不足，是一句廢話，脫罪和逃避責任的意味，在此通常是遠遠大於謙卑的，因為我也是這樣。那要怎樣才可以讓這句話顯得不那麼廢呢？就看你有沒有下功夫去填充實料、突破侷限啊。你有嗎？有。有做到嗎？──我們還是不要太傷感情，還是「有就好」吧。當然，如果你看我不爽，那麼秉持「姿勢主義」對我轟個幾炮，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那輪到我寫論文的時候，我又怎麼辦呢？因為我是想寫歌詞才來研究歌詞的，我以創作者本位來作研究者，這是一個不錯的標榜，所以我可以援引傳統詞學和「結合實務」的論調，自己建立一套研究方法、價值體系，用這個也合乎學術大義的名堂來尋求認可，過程中自然是要像上段那樣批判一下前行研究的，但不會太過份，畢竟我們都是要一個名。至於我的研究能否比別人的研究有濟於事，能幫到創作者和業者，往協調三方面，而非彼此遷就、硬拗的方向做去，也給我自己謀到生路？這就有待驗證了。 （相關報導： 想在美國戶外體驗好萊塢電影中慢跑畫面？先懂這4個潛規則才不會被老美當白目 ｜ 更多文章 ）

＊作者台北人，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博士候選人；作家、歷史研究者、也是漫畫工作者。2013年創辦「恆萃工坊」，目前的產品有《易經紙牌》和《東方文化學刊》。